城市应该有多大，可以估算出来吗？ 十三路车站，规划/地理/社会 归纳一下观点： 1）纯粹地科学地预测城市规模不存在，预测的城市边界大多作为制定规划的参考，根据预测来修正规划方案，很难精确预测，甚至把时间放远可能根本无法预测，当然不妨碍进行城市空间模拟和预测的研究，这些研究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好的实证研究可以发现问题并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2）划定城市增长边界更多地是一种管理城市空间结构的方法，一种计划性较强和把管理简单化的规划思路和管理手段，而不是客观存在和可以精确预测的；但这种方法刚性过强，很难操作，也有些粗暴。在对结构进行调控的基础上引入指标评估可能是更为市场化的规划思路和管理手段； 3）这条边界可能也就是政府一方面一厢情愿地认为集约就是好，集约就是高效就是低碳，集约就能引导产业升级和创新的简单表现；另一方面可能也是政府和开发商又一次限定开发空间，拉高房地产，增加政府收入和开发商盈利，从而带动经济的一个棋子； 4）无论是划界还是通过空间结构引导，目的都是提高空间利用的绩效。采用何种方法，一方面体现了当下城市发展中各类权力主体的权力格局，集权多一些还是市场博弈多一些；另一方面也是一个能力问题，在我们的规划实施能力还比较低的时候，大概也只能采取这种简单粗暴的办法了； 5）最后，划界还是应当回归到禁建区的范畴，把这些重要的资源保住就已很不错，对于不确定的建设用地调控来说应运用更灵活，更结构化的措施，而非简单粗暴的一条边界。 下面详述： 城市是否可以预测？可以也不可以，只是个大概，其实城市是人造的，就和社会科学一样，不是科学，是包含了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纯粹地科学地预测城市规模、城市边界大多大多作为制定规划的参考，根据预测来修正规划方案，很难精确预测。 就城市空间模拟来说，所用的模型经历了形态结构模型、静态模型和动态模型三个发展阶段；基于离散动力学的微观动态城市模型目前是研究热点和发展方向，这种模型从微观角度自下而上地分析政府、企业、居民等各类主体的诉求和行为特征并基于此对空间扩张、职住地选择、企业区位选择等进行模拟，能够为规划方案编制提供依据，主要包括微观模拟（Mircrosimulation Model, MSM）、元胞自动机（CA）和多智能体模型（Agent-based Microsimulation Model, ABM）。 预测的结果有好有坏，其中，CA 运用比较广泛，主要涉及到一个规则问题，应用较多的是利用神经网络模型，通俗说就是提取历史时段上的扩张规则，预测未来在遵循历史扩张规则的情况下演变的趋势和空间的增长模式，但是一个问题是，如何能保证未来的趋势和原来的相同呢，个人觉得越大的城市影响扩张的因素越多，单一的外力因素很难大幅改变内在的规律，所以 CA 模型预测可能对于越大的城市来说越靠谱一些。而 ABM 模型关注到了个体行为对空间扩张的影响，但是个体的规则很难判断，既有文献中对于个体规则的制定有的有些简单、主观和抽象过度，还有待发展；当然这些研究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好的实证研究可以发现问题并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以上是技术层面的，回答能不能预测，回答是当然能，但是不可能准确，更多是为决策提供参考。 下面关于划定城市发展边界，首先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化划这条边界。诚如@loveapple 所说的是一种管理概念，在研究城市扩张规律的基础上叠加规划意图，规划都是人做的，反映的人是一定事情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现在国家要划定地方城市的发展边界，是国家权力对于地方事务的又一次干预，个人觉得可能没必要，而且划界和管理这条边界的成本都很大，管不好还危及规划严肃性和规划的公众形象。 分几个方面来说这个问题： 一是概念。城市发展边界”，或“城市增长边界”，就是 urban growth boundary，来自于西方，如 @cill 提到，出发点是维护自然生态环境格局的安全，中国对于这个概念的转换有一定偏差，原本的发展边界的概念类似于我国的禁止建设区的概念，我们把这个概念放大了。 下图是美国科罗拉多州漂石市 1978 年的规划（图 1），是比较早提出城市增长边界的城市，保护了外围了生态用地不被城市建设蚕食掉，但边界后来有扩展，而且城市很小，与我国快速发展的大城市不具有可比性。 图 1 漂石市城市增长边界图（来源：[美]吉勒姆（倪晓辉，译）. 无边的城市——论战城市蔓延.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 二是“边界的刚性与弹性”。这个问题直接涉及到“城市发展边界”的原本内涵，上面说概念的原意是限定那些具有生态敏感性地域建设活动的，具有很高的刚性；但是到了国内，“边界”的内涵被放大到了整个城市，因而“边界”的刚性属性也扩大到了整个城市，也就直接出现了现在所谓的要“严格限定城市发展在城市增长边界内”的说法。但是这种高度刚性的边界是否合适？对于禁止建设区边界的划定来说，比如自然保护区、水源地地，本身具有高度的刚性保护要求，因而也比较容易划定，也非常合适这样的高度刚性，而且这种为了保护生态而划的边界也是“城市发展边界”概念的原本意义。但是要说对城市建设活动划定刚性边界，很难操作，较为粗暴；实践中有在此基础上增加弹性边界的，如土地规划里的可扩展边界（图 2）和缓冲区（图 3），这样可以增强边界灵活性，但其基础还是刚性，弹性不可能定得过为宽泛，在发展比较快的背景下，可能还是难以管控而流于形式。 图 2 重点建设区（刚性）和允许建设区（弹性）概念示意（来源：城市总体规划中的空间管制体系研究） 图 3 城市总体规划空间管制中缓冲区示意（来源：城市总体规划中的空间管制体系建构研究） 下面是刚性边界失效的例子：如下图的大伦敦规划划定了几个比较明确的圈层（图 4），用以疏解中心人口，但失败了。 图 4 大伦敦规划示意图（来源：百度图片） 其余的例子还不胜枚举，在当下的规划实践中这条边界的效力也相当有限，往往流于形式。 既然实施不了，为什么要划边界，划定增长边界的表面目的就是控制土地滥用，保护耕地资源，提高土地利用绩效，还有就是遏制土地财政等等； 但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非得划定这样刚性比较强的边界吗，有没有别的办法？ 其实，通过结构来调控空间、提高用地绩效、遏制土地滥用已经是国外城市普遍采用的方法；当然，他们没有我们的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利器，这个还可以进一步讨论。 对于空间结构的管控是城市规划的高级阶段，小规模有小规模的结构，大都市有大都市的结构，粗暴的一条增长边界包打天下可能太粗暴太任性了，增加的是管理成本，带来的可能是多样性的消退。此外，在对结构的管控上，增加量的指标，继续延续目前土地利用规划中的用地指标，再增加一些量的指标，尤其是环境方面的，如排放物、空间破碎度、廊道比率、绿地比率等等，通过这些细化的指标来落实管控意图，可能是更为适应市场的方法。 比如下面一些案例，很明显，已经超过了划边界的境界。 马里兰 1997 年的“马里兰精明增长和街区保护规划”（图 5），通过划定政策区来引导开发，而不是简单的一刀切的划边界： 图 5 马里兰优先资助区示意图（来源：[美]吉勒姆（倪晓辉，译）. 无边的城市——论战城市蔓延.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 波士顿基于 TOD 的环城线系统（图 6），通过交通引导结构和土地开发。 图 6 波士顿环城线系统（来源：[美]吉勒姆（倪晓辉，译）. 无边的城市——论战城市蔓延.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 巴西库里蒂巴堪称经典案例（图 7），把大部分开发都引导到五条公交走廊上。 图 7 巴西蒂巴五条公交廊道的运量示意（来源：google images） 划边界在一定程度上仍是计划思维，包括我们蓝图式的总体规划，扩展一点，看看我们的蓝图规划，上海这么大城市的总体规划，本来应当是一个战略性和政策性层面的规划，主要控制发展方向、发展重点和发展结构等，但是我们的总规把用地布局做到了很细（图 8），不仅实施度不会太高，在本身应当发挥的战略性引导层面也比较乏力，而且这么细的用地规划可能会与下位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以及土地出让时的规划条件产生冲突，规划体系内的不同层次规划边界不清晰。 图 8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土地使用规划图（来源：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网站，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1999 年） 再看一些不同思路下的同层次规划： 香港的策略只定了几条带（图 9），只是结构性的引导，而非在战略层面的规划中制定详细的用地规划，更详细的用地规划留到了下位的地区规划，即法定图则中（香港规划体系包括全港发展策略规划、次区域发展策略规划和地区规划），策略规划只作方向性引导，而地区规划则是严格的用地图则，两个层次的规划衔接比较好，边界也比较明确： 图 9 香港 2030 的发展模式图（来源：香港规划署网站，Hong Kong 2030 Planning Vision and Strategy 香港 2030 規劃遠景與策略） 温哥华规划体系包括省级政策宣言、都市区策略规划、市政区官方规划和区划法四级，下图是都市区策略规划的总图，也很概括和方向性（图 10）： 图 10 大温哥华策略规划用地导引总图（来源：Metro Vancouver 2040, 2011） 相比于我们的总规，以上这些战略性规划的表达方式可能太过大略，可以做个折衷。 如下面是西部一座县城（图 11），确定了主干路和大片区的功能引导和开发强度，剩下的留待市场去做。这可能也是目前蓝图性和刚性总规走向未来政策性和战略性总规的一个过渡；进一步的思路就是在现有的总规之上设定“市域总体规划”（图 12），只管方向性的东西和生态方面严格要保护的东西，比如禁建区范畴的“城市发展边界”，在这个层面上来进行结构引导，并逐步替代总规的作用，或者和总规合一。 图 11 我国西部某县城空间管制区划图（来源：基于 GIS 的中心城区空间管制区划方法研究——以岚皋县城中心城区为例） 图 12 城市规划编制体系改革示意及“市域总体规划”在体系中的位置（来源：城市总体规划实践中的悖论及对策探讨） 当然，这条边界可能也就是政府一方面一厢情愿地认为集约就是好，集约就是高效就是低碳，集约就能引导产业升级和创新的简单表现；另一方面可能也是政府和开发商又一次限定开发空间，拉高房地产，增加政府收入和开发商盈利，从而带动经济的一个棋子。 无论是划界还是通过空间结构引导，目的都是提高空间利用的绩效。采用何种方法，一方面体现了当下城市发展中各类权力主体的权力格局，集权多一些还是市场博弈多一些；另一方面也是一个能力问题，在我们的规划实施能力还比较低的时候，只能采取这种简单粗暴的办法了。 最后，划界还是应当回归到禁建区的范畴，把这些重要的资源保住就已很不错，对于不确定的建设用地调控来说应运用更灵活，更结构化的措施，而非简单粗暴的一条边界。 查看知乎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