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青（摄影/ 梁莹菲） 记者 周琪 实习记者 凌江婵 王可 7 月 4 日是美国独立日，就在一周前，这个国家的最高法院裁定同性婚姻合法。对万青来说，7 月 4 日是她告别中山大学的时刻，就在去学校的公交车上，她突然做了一个决定，要身披象征“同性恋骄傲”的彩虹旗和校长罗俊握手，可能的话，争取他对性少数群体的支持。 这不是万青做过的最“生猛”的事，却引来了社交网络上最强烈的反馈。短短两天，超过十家媒体向她约访，话题几乎都围绕着“出柜”。而在此之前，这位有志于成立影像工作室的 90 后曾用镜头记录下和她一样的少数群体，包括活动中心被逼迁的女工、茂名 PX 事件中受伤的群众、全国首例收容教育信息公开案的主人公赵思乐……或许是因为同样边缘而弱势，她的关注充满了同情的力量。 接受采访的当下，万青正在武汉，为她导演的首部纪录片《盲人不按摩》放映忙碌，它反映了视障群体的生存状况、社会障碍、就业局限以及她本人最为关注的性别压迫。 一次突发的行动 人物周刊：有没有想过自己在毕业典礼上的“出柜”会有那么大的反响？ 万青：其实这次的行动，是我做过的行动中，策划时间最短的一次，非常突发的。 人物周刊：突发？ 万青：是我在去南校（参加）授予仪式的公交车上，突然想起来的。以前想着走个过场，那天就觉得，哇，其实是个挺难得的机会，加上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了嘛，就想要不要顺便有一点彩虹元素。其实一开始的设想很简单，就拿一面小彩虹旗去跟校长握手。但是后来问了几个人，好像要拿挺麻烦的，又想起以前做活动有过一面大一点的旗，干脆披在身上好了。 我们并没有想象它会引起怎样的轰动，我个人也不喜欢以一个同志社群代表的形象出现。其实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促使我“出柜”的动力是，同性恋的话题好不容易受到这么广泛的关注，大家讨论的方向却都是婚姻。我觉得面太窄了，而且非常没有性别意识。我希望同性恋的话语倡导里有性别意识，希望我们能更多地去感知、批判性地看待婚姻制度。 人物周刊：性别意识具体是什么含义？ 万青：我希望女女之间的性与情欲能够被看见和承认。通常我们谈到同性恋的时候，往往想到的是男同，谈到女同性恋的时候，好像觉得她们可以被“掰直”。我问过身边很多男性朋友，他们觉得“拉拉”很美，两个“拉拉”在一起很性感，女同性恋仍然是作为被凝视的欲望对象存在的。在大众看来，没有阴茎插入就不算性爱，中国的法律里也暗含这种逻辑，对于强奸和性侵也是插入式的定义，我觉得这是一种阳具崇拜。 人物周刊：我看到你接受采访说，在上台前还是会忐忑，一方面有人在安检，另外其实你也不确定校长会做出怎样的反应。 万青：对，并且当时我在脑里默默数了一下在场有哪些人可能支持我的，就十几个吧，就我们院的一些同学、少数朋友。因为是突然的，我的社群小伙伴并不在现场，我不敢保证会有人支持我。 人物周刊：你的另一半在现场吗？ 万青：不在。其实我没有另一半，我现在处于开放关系，她是我开放关系的伴侣，那面彩虹旗是找她拿的。 人物周刊：你在台上的时候，校长有一个身体向前倾的一个动作，对他来讲是自然而然地表示对你的支持，包括跟你一起做加油的手势，是不是？ 万青：我不知道，但我能感受到校长确实是很友好的，因为他跟我拥抱的时候是身体前倾的，我看他跟其他人拥抱是很僵硬的体态。 人物周刊：当时同学、老师的反应是怎样的？ 万青：踏上去以后我停顿了一两秒，从衣袖里展出彩虹旗，披在身上，全场就欢呼、鼓掌，那一刻我的心踏实了很多。 人物周刊：事后你发了一条微博说，学校团委跟媒体说希望这个事情不要过多渲染。 万青：他们处于行政结构中的夹心层，没办法拿捏自己可以做什么、可以不做什么，求稳就是最大的策略。 人物周刊：所以你可以理解？ 万青：可以理解。确实，现在政府对学校的压力挺大的，学校呢，是没有实权去决定自己做什么的一个角色。有人在网上说中山大学多么开放包容自由，我很不喜欢这样的论调。中大并不是一个生来就很开放自由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里面有很多人在抗争很多东西的。 人物周刊：你有受到来自学校的压力吗？ 万青：没有，毕竟我毕业了。 我没有胁迫校长 人物周刊：有没有看到北大中文系老师张颐武发的那条微博？他认为“你和校长的行为不是那个场合应该有的情况，不应该把某种与毕业无关的诉求强加于人”。 万青：我觉得这还是一种霸权的思路。他觉得这是学校赐予学生的一个仪式，但是在我看来并不是。我觉得在那个场合，到我上台的时间，那短暂的半分钟就是我的舞台，就是我的时间，我可以决定我怎么用它，只要不对他人造成伤害。 人物周刊：网上对你最大的质疑是什么？ 万青：很多人说我道德绑架。我觉得我跟校长的交流方式，不是胁迫式的呀。我是在既定的规则里面去做的这个事情，而不是学位授予仪式完了突然冲上台。 还有很多人说我作秀、搏出位，但其实我真的没想到会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只是一次很自然的表达，它对我的意义也很大。在中大的 4 年，我真正成为了一个女权主义者，获得了彻底的自我认同——我是一个“酷儿”。以“出柜”的方式结束我的大学生活，是一个很庄重的事情。 人物周刊：你一直说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但女权主义者这个词其实有很多争议。 万青：女权主义的对象不仅是女人，更是世上所有性别的人。很多人攻击女权主义要求女人高于男人，真正的女权主义者根本不会这样去想。我们争取性别平等。 女权主义尊重个体的选择自由，争取女性在经济上有自主权，它会在一定程度上解放这个社会。比如社会对男性有一些规训，要有男子气概，阴柔的就不行，要赚钱努力养家，这其实是对男性的一种压迫。 人物周刊：你现在处于一种开放式的伴侣关系，这会刺激到主流的家庭观。 万青：就是要刺激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大家重新思考婚姻到底是什么。除了文化上的，逼婚其实也有制度性的原因。现在的公民权利与一个人是否结婚是有关系的，就举最简单的例子，比如我，想生孩子却不想结婚，在中国现行的法律框架下我是没有办法通过合法的途径满足这种期待的。 人物周刊：在同性恋婚姻尚未合法化的国度，你站出来挑战婚姻制度，是不是走得太前面了？ 万青：我觉得不会。争取同性婚姻合法化，是在现行的制度框架内去争取权益。挑战婚姻制度，是针对所有人的，不光是同志群体。“同性恋就是同性恋的议题，我要结婚，我的终极目标就是和异性恋一样结婚”，我觉得这样太窄了，不仅没有性别意识，而且仍然是受制于国家制度的。 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性别 人物周刊：说说你自己吧。你在高中的时候意识到自己对一个女生有感觉，当时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拉拉”吗？当时你试着跟家里人“出柜”，说“喜欢女孩”，是试探的性质，你母亲好像是没有听清楚，于是你又缩回去了。 万青：她其实是假装没听清。她想重新问一次，希望自己听错了。 人物周刊：那你当时怎么看自己？ 万青：当时我觉得自己是异性恋。因为我的初恋是非常男性气质的一个女生，我喜欢的其实是她身上的男性气质。上大学后接触了更多同志议题，听了很多课程，参与了一些小组，在情欲方面也有更多尝试的可能性之后，就觉得自己确实……挺“拉”的。 人物周刊：那现在家里人对你“出柜”的态度是怎样的？ 万青：他们还没有跟我说过这件事，我也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但我已决定回家向他们“出柜”。换位思考，如果我有一个女儿，我竟然最后一个才知道（她是性少数），我会觉得很委屈。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界定是“酷儿”。这种理论反对二元划分的方法，认为人的性取向是流动的，不存在同性恋者或异性恋者。 万青：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性别，就会有多少种情欲流动的方向。我之前跟初恋在一起的时候，没有办法做“攻”的那一方，但是现在可以了。 人物周刊：最后一个问题，你很喜欢列侬的一首歌，叫《女人是世界的黑人》(Woman Is the Nigger of the World)，你觉得这首歌描述的是我们生活的世界，还是我们的世界比它描述的好一些？ 万青：并没有更好。很多人说现在没有那么坏是因为 Ta 没有看见和意识到。 ———————————————— 本文由《南方人物周刊》授权知乎日报发布 微信公众号：PeopleWeek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