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死病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哪些影响？ 杨阳，重度数据收集癖，一枚在香港爬山的科研狗 题主提到的黑死病主要是指鼠疫。鼠疫在历史上有过三次较为大规模的流行。 第一次发生在 541 年－542 年的查士丁尼鼠疫。 第二次黑死病在 1346 年－1350 年大规模袭击欧洲，并且中国也受到了影响。 第三次是 1855 年中国云南首发并传遍所有大陆的大型鼠疫。 刚好去年某课程的大作业做的是大瘟疫与大分流的关系。我这里主要聊聊第二次被习惯性称为“黑死病”的鼠疫爆发。 简而言之，从目前经济史学界的主要观点来看，大瘟疫（欧洲黑死病）直接或者间接的导致了中西方近代发展上的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 这其实是一个悲剧转化为幸运的故事 Vicious Circle Turned Into Lucky Ring 先上一张全景思维导图镇楼，然后再拿局部来解构，这是个大坑，得慢慢填。 看不清楚可以戳大图 人口恶性循环的起点 一切恶性循环的肇始来自一个外生的冲击——瘟疫。 黑死病的大流行直接杀死了 1/2 ~ 1/3 的欧洲人口，并且在未来的三个世纪里，成为阻碍欧洲人口增长的最大障碍[2]。 黑死病最早发源于中亚，经丝绸之路于 1343 年传播到克里米亚半岛。并由此被携带鼠疫杆菌的老鼠搭乘货船抵达欧洲。在当时的欧洲的卫生条件和医疗发展水平下，黑死病在欧洲的致死率达到了惊人的 30% ~ 95%。 作为黑死病最直接的后果，人口死亡率的上升直接导致了社会劳动供给的急剧减少。 根据劳动供求理论，劳动供给的变动（shift）会使得均衡工资水平随之发生变动。 Maddison (2007) 估计，在 1500 年~1700 年的 200 年间，西欧的平均人均收入提高了 30%左右。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作为催化剂和推动力量，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的“化学反应”。这点在后面会详细介绍。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欧洲一些特有的人口、地理、政治、经济条件使得黑死病作为肇始的偶然事件变成了一系列恶性循环的起点。这些恶性循环均以不断提升而或维持高位的人口死亡率为后果。 战争循环 没有任何一块大陆能够比近代的欧洲经历过更多的战争[1]。在 1500-1700 年的 200 年间，几乎平均每年欧洲都会发生一次列强间的战争。 根据 Tilly(1990)的统计，我们列出了欧洲在近代发生的战争次数以及战争的平均持续时间。可以看出欧洲由于国家分裂和地理区隔，一直缺少一个大一统的政权，因此领主们(Landlords)穷兵黩武，不断征伐。 战争带来了死亡。战争本身带来了大量的人员杀伤，但是相比由于行军造成的疫病传播，这种杀伤才是小巫见大巫。由于欧洲独特的地形(被高山与大河分隔开来)，欧洲形成了许多比较独立的基因集聚，这使某个地区的军队行经不同基因地区时，会将携带的病菌一并传播过去。我们知道，某种疾病历史上在某个地区大规模流行过，这个地区的居民后代就可能在基因中存在相应的抗体（自然选择过程），因此，这种跨地区行军，造成了欧洲疫病的大规模流行，并且这一流行过程会随着不同地区的军队带来不同的病菌而反复爆发。 贸易循环 欧洲大陆人员流动的另一种重要目的无疑就是，贸易。14 世纪早期的黑死病传播就是沿着商路扩散开来的(Herlihy, 1997)，而且黑死病在欧洲的最后一次大爆发也与长距离贸易息息相关。 由于人均收入的增长和经济的兴盛，各国政府的财政收入都有了较高的增长，战争需要和贸易需求同时促进了交通基础设施的大力发展。 同时，由于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不再满足于“温饱”这一较为初级的要求，社会对于工业产品的需求开始稳步增长，人们需要发达的商业来提供高质量的物品。 黑死病对于工资正向影响通过商业行为形成了一个闭环。 城镇化循环 根据恩格尔法则，当收入的提高造成的盈余超过基本需求时，消费这会倾向于购买更多高质量的物品。日益提高的工业产品需求量，使得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在城市周围集聚（直到 16~17 世纪后，工业才逐渐转移到农村地区）。同时，也使得城镇地区的工资水平显著高于广大农村地区。 不同于中国，欧洲城市糟糕的卫生环境使得城镇人口的死亡率显著高于农村地区（1.8 倍）[3]。 由于欧洲频繁的战争，当时欧洲的城市都建有高大的城墙，这无疑阻碍的城市规模的扩大 (De Vries, 1976)。较高的人口密度提高了疫病传播的风险，城市在设计上的缺陷（没有下水道，生活污水横流）进一步提高了城镇人口的死亡率。 而在中国，早在宋代（公元 960 年—公元 1279 年）就已经出现接近现代的下水道（福寿沟是合流制下水道，宽约 0.6～1 米、高约 1.6～2 米，人可直立通行）。 生育循环 从人口学的观点来看，死亡率的变动并不是影响劳动供给的唯一因素。 由于黑死病造成的人口大量死亡，伴随着工资的提高，土地 / 劳动力比率持续上升。传统的农耕作业需要较强的体力输出，因此男性劳动者在这个领域是具有比较优势的。由于土地变得不再那么稀有，一些土地密集型的产业，比如畜牧业开始得到长足发展，而女性在畜牧业上是具有比较优势的(Alesina et al., 2013) 正如上面提到的，家庭收入的增长会使得人们消费品的需求弹性发生变动，小麦需求和价格都发生了下降，畜牧业产品如肉、蛋、奶，甚至啤酒的需求量上升(Pamuk, 2007)。这种需求一侧的变动直接改变了农村地区的劳动供给结构，吸引了更多的年轻女性加入到劳动力市场中。同时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多的家庭佣人需求也使得女性可以选择成为家庭收入的来源[4]。 当时欧洲的女性劳动力主要服务于各个农场，她们普遍被要求按年来签订劳动合同，在合同期间怀孕或者结婚都会被要求终止雇佣关系。由于许多妇女在 1350 年之后开始供职于农庄，欧洲妇女普遍变的更晚结婚了。这直接导致了总体生育率的降低，保证了人口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而不是在黑死病流行过去后出现人口爆炸。 这一系列循环内部或彼此相互之间不断加强，使得欧洲的人口一直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为将这种恶性循环转化为欧罗巴大陆的幸运戒指提供了条件。 从工资水平的重要性说起 由以黑死病为代表的瘟疫所造成的劳动力供给短缺，造成的人均工资水平的上涨深刻的改变欧洲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在现时的中国，我们仍然可以听到大众媒体里一遍一遍的呼吁“扩大内需”、“刺激消费”这样的口号。消费增长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是以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作为重要前提的。 由于预期外的工资水平的增长（当时的欧洲人应该不会想到黑死病会带来这么大的人口锐减吧），使得欧洲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为随后打破“马尔萨斯陷阱”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工资水平的上升带来了如下一系列的直接变化： 降低资本利率 由于人工劳动的价格（工资）上涨，资本的变得相对廉价了，Capital/Labour Ratio 上升的非常快。欧洲在 14~15 世纪的利率水平经历了大幅的下降(Homer and Sylla 1969, pp. 99108; Epstein 2000, pp. 1926)。 相对变得更加便宜的资本产生了对劳动力供给的替代效应。工厂老板开始有动力去投入更多的资本以提高产出、降低成本。相比采用人海战术，资本的投入成为欧洲的比较优势，研发更先进的技术成为一个不错的选项。欧洲工业革命的火苗由此开始燎原。 降低劳动技能溢价(Skill Premium) 劳动技能溢价可以简单的表示为技术劳动力与非技术劳动的相对工资水平。这一溢价衡量了“知识、技能和专业水平”在劳动供给中的重要性。 由于劳动力的短缺，一些具备专业技能的劳动力变得更加抢手和供不应求，因此学徒制开始在欧洲大陆的行会中广泛流行。这种学徒关系使得学徒以一定期限的免费劳动作为代价，从师傅那里学习技能。这无疑促进了劳动技能的传播。 Zanden(2009)收集了建筑工人的技能溢价水平。我们可以看到几乎各地的曲线在 1300 年之后都经历了一个非常大幅度的下降，并且这一低溢价的情况持续了记下来的几个世纪。 技术的传播使得传统的行会不再是工人学习技能的一个壁垒，使的劳动力市场变得更加有效。 促进劳动力流动 由于保守行会规定体系的瓦解，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变得越来越活跃。在劳动力稀缺和高工资水平的环境下，行会也开始逐渐“敞开心扉”接受那些可以节省劳动力的发明创造。那些最熟悉某些技术并且最有经验的劳动力开始被允许不断创新，推进了技术进步。 农业的商业化 由于劳动力的稀缺，农村地区的地主不再能像以往那样继续压榨农民。农民们获得了更低的土地租金、更少的义务和更长的土地租期。 到 16 世纪，用货币而不是实物支付租金的制度得到了确立。 由于租地农民可以根据市场行情自行决定种植作物的品种和面积，市场开始成为农业生产的导向。这使得城镇和农村建立了商品交换的途径。农业产品不再是自给自足的粮食，而是用以交换货币的商品。在市场的调节作用下，更大规模的城镇化运动成为可能，为后续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支持。 最后的话 资本的作用在欧洲大陆地位的上升，使得技术和创新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正是由于黑死病大流行造成的人口锐减，欧洲大陆开始在近代与亚洲大陆发生了分流，提前走上了另一条不同于“人海战术”的道路，跳出了马尔萨斯“人口增长 - 战乱饥荒 - 人口增长”的陷阱。 [1] Voigtländer, Nico and Hans-Joachim Voth (2013). "Gifts of Mars: Warfare and Europe’s Early Rise to Riches". In: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4, pp. 165–186 [2] Pamuk, S (2007). "The Black Death and the origins of the ’Great Divergence’ across Europe, 1300-1600". In: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11.3, pp. 289–317 [3] Voigtländer, Nico and Hans-Joachim Voth (2012). "The Three Horse men of Riches: Plague,War,and Urbaniza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In: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0.2, rds034–811 [4] Voigtländer, Nico and Hans-Joachim Voth (2011). "How the West ’Invented’ Fertility Restriction". I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查看知乎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