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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春马浚伟98版《鹿鼎记》好在哪儿?

本帖由 漂亮的石头2020-11-25 发布。版面名称:知乎日报

  1. 漂亮的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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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庸先生的封笔之作《鹿鼎记》改编成影视作品共有五个版本:1984 年香港梁朝伟版、同年台湾中视李小飞版、1992 年香港周星驰电影版、1998 年香港陈小春版、2000 年香港张卫健版。

    笔者认为,陈版《鹿鼎记》编剧对原著的每一处改编皆有深意,他是在准确判断观众喜恶的基础之上的改编,使这部通俗文学作品中的经典之作更加贴合现今观众的口味。陈版《鹿鼎记》是金庸的,同时也是大众的。这里所说的大众化并不是指影视作品表层的故事本体,而是指影视作品故事的内涵,应该是具有人性深度的、符合大众审美心理和审美需求的、与大众情感同频共振,并且能对大众情感世界产生强大召唤力量的深度模式。

    为了塑造这一矛盾的「好人」形象,编剧大大削弱了原著中的辛辣效果:一是如上述所说淡化了小宝的心理成长历程,二是削减了贪图口舌之便的长篇对话。原著中小宝的流氓无赖形象多是由外在体现,言语粗俗不堪,这样的小宝哪怕心机何等深不可测,开口便是流氓。由于影视作品中的对话语言不可太过粗俗之故,该剧保留了大量原著中展示小宝聪明才智的对话,而大大削减了脏话、贫舌之言,在尽量不损伤小宝油嘴滑舌的本性的前提上,使这一人物的言语不再如原著中这般恶毒。言语恶毒,绝非原著中小宝惹人喜爱之处,反令人生厌,这一处理,无疑大大增强了小宝的可爱感。而第三个方面,就是调整了小宝周围众人对他的看法。无论是观众还是读者,受众对人物的喜恶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作品中人物对此人的评价。原著中众人虽是对小宝心生敬意,但是始终因他言行举止的不堪对其有着根深蒂固的轻蔑与不屑。无论金庸字里行间对小宝流露出多少喜爱之情,作品中人物的一句「流氓」、「无赖」便对读者认知韦小宝这个人物产生极大的影响。于是,原著中小宝的本质被定位于流氓无赖,尽管他时常会有好汉之举。然而,该剧有意淡化甚至在后期完全消除了周围众人对小宝的轻蔑,朝廷众人把他敬若天神,天地会开口一个「深不可测」,吴三桂一眼看出他「绝对不简单」,以此大大抬高了小宝在观众心目中的地位。于是该剧中的小宝只能说有无赖气而已,是一种外在的气质而非本质,他的流氓气在大多数情况下被众人视作「深不可测」的外壳。

    以受众心理来看,虽然大多数人会喜欢小人物,但是没有人真正愿意去喜欢一个流氓无赖;每个人都欣赏聪明机灵、逢凶化吉之人,但是没有人甘愿爱上一个口舌恶毒的小人。所以很多人无法接受原著中小宝的形象,却对陈版小宝始终恨不起来。编剧这一改动,无疑巧妙地抓住了受众的心理。

    但这一改动的代价,就是原著中讽刺意味的削弱,而这讽刺所在,正是原著最深刻的内涵。原著中历来为人评说的「中国人,向来这样」,轻描淡写一句,却给了中国人一记响亮的耳光,剧中已然不见;神龙教的造神运动与阿谀奉承对现实的影射亦是点到为止;澄观墨守陈规、死搬教条的深刻教训被嘻嘻哈哈一带而过。原著的讽刺之处皆数淡化,甚至基本不见,于是对大多数观众来说,《鹿鼎记》成了彻底快乐的故事,不需承载太多思想理念与深刻内涵。所以陈版《鹿鼎记》从思想价值上来说,远不如原著。

    但是,现今的观众越来越以审美的眼光而非思想价值取向的视角去观照「娱乐片」,心态的调整使观众越来越用较为纯粹的审美心理去看这些影视作品,故而该剧思想价值的大打折扣并未对观众的喜恶产生根本影响,甚至正是由于它轻松活泼的基调抓住了更多观众的眼球。

    更何况,该剧绝非毫无思想内涵的庸俗之作。它的思想价值时常被观众忽略的原因就在于,它的核心思想独一「真情」二字。

    原著中的人情,更多是人情的面具而非真情,金庸意在展示中国人社会的原生态,于是在原著畅快淋漓的大笑下,读者往往会被此原生态的真相惊得一身冷汗。而该剧虽然也是描绘世间百态、人情冷暖,却更多把真情刻画作为主线,世态炎凉一词,断然用不上。原著中的情,是利益层层交叠之下沉淀的真情,而该剧是真情与利益始终交织,同时浮上水面。而达到这一改编效果的基本方法是使原著中浓重政治色彩的淡化。这就必须谈到《鹿鼎记》中另一位男主角——康熙形象的塑造。

    正如陈版小宝已不再是原著中的小宝,马浚伟版康熙也不再是原著中的康熙。小宝以利人利己的形象出场,康熙一出场便慨叹「自古称为君难,苍生为重」,一位为国为民、呕心沥血的明君形象呈现荧屏,于是与小宝一样,第一幕便定下了该剧中康熙的基调,亦贯穿始终。陈墨先生曾经在《众生之相 金庸小说人物谈》中批评原著中康熙形象的过度美化神化,其实这一形象的缺失不在美化神化与否,他最大的缺点在于理念化。长篇累牍的道德教化经由康熙之口道出,于是此形象更多成为金庸理想的寄托而非独立的个体而存在。而且无论金庸耗费多少笔墨淋漓尽致描绘康熙人性化的一面,他对亲情友情的渴求,都被深邃如海的心机城府淡化。金庸既要这一形象完美深不可测,又要他真实平易近人,既要他对韦小宝真诚相待,又要他处处提防保持警惕,于是这份真情中多了利益的趋势、权谋的纷争,康熙多次派小宝勉为其难只身犯险,能说这不是利之所加焉?于是这段原著中最大看点的情谊时常感人肺腑,又时常令人心寒。也许这正是金庸用意所在,但是在现今的受众看来,这份感情还不够深,不够感人。

    于是马版康熙在「情」上着实下了一番功夫。该剧中的康熙尽量尊重历史和原著,在事业上不可谓不成功,建立万世不拔之基;但在感情上,却成了一位令人感怀的悲情人物。而迈出真情的第一步,就是把康熙拉下神坛,成为彻彻底底的人。该剧中的康熙少了原著中的冷静自持,多了一份属于人类的胆小无措,被刺客吓到爬桌子,实在大大有损皇帝形象。可以说,这一康熙在远离金庸原著的同时亦远离了历史,他不再是历史上叱咤风云的圣祖皇帝,而只是一个英明的仁君。圣君与明君,其实相差远矣。不过受众大多喜欢明君远胜于圣君,因为前者更贴近真实,更亲切可感。然而,该剧在淡化康熙个人胆识城府的同时,丝毫不减其作为皇帝的英明神武,用实写的手法讲述原著中所没有的力保汤若望、狱探苏克萨哈、夜闯鳌拜府等桥段,使康熙这一形象在剧情伊始就与政治紧密联系,删除大篇幅的道德教化,一切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该剧临近结尾时,小宝在皇城闲逛,面对繁华街景颇有感触道:「其实这样……挺好的啊……」一个「好」字,在观众心中荡起的波澜远比原著中长篇累牍的「仁政爱民」大得多,因为康熙对待百姓如何,单看街景即可。康熙的人性化,在与韦小宝的友情中最得以淋漓尽致地体现,编剧亦是大力刻画。原著中康熙的确喜欢小宝,而且识人,他「知道小宝虽然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疏懒无赖,其实有举足轻重的本事」,但视为弄臣之心始终存在。在康熙心目中,一直颇为瞧不起这个不学无术的小丑;他用他,但又坚信他永远不如自己;虽然他深知朋友君臣之间不可侮辱,但若存轻视之心,与侮辱又有和差别?而马版康熙,对小宝的喜欢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的。当然,前提是该剧抬高了小宝的形象,降低了康熙的形象,于是使两者间距离拉近,使平等对话成为了可能。剧中小宝逃脱鳌拜魔爪之后,康熙笑道「小桂子你真厉害」,这是发自内心的最高肯定,在他眼中,小宝的胡言乱语是高超的应变能力,他不但没有鄙视,反视作值得学习嘉奖的谋生手段。也就是说,康熙从未否定过小宝的生存方式,是建立在欣赏基础之上的尊重与认同,他虽是时常撮着小宝的额头催他念书,也是朋友间的亲昵言行。比较一个细节,小宝从罗刹国归来之后,原著中康熙真情流露道:「咱们君臣两个有恩有义,有始有终。」而剧中却是「有情有义,有始有终」,一「恩」,一「情」,相差远矣。

    前者是施恩于臣,等级森严;后者是真情待友,平等相知。剧中不惜加进大量小宝与政治之周旋,如一开始的智斗鳌拜,成为得罪鳌拜却又从他手中逃脱的第一人;再如在鳌拜府随机应变,化解康熙一行人的性命危机;还如原著中所没有的在京城戏弄吴三桂一段,让吴心服口服承认「真不简单」。该剧的小宝在政治上远比原著中还要厉害老练得多,不是小聪明,而是大智慧。他不再是个全靠运气逗康熙高兴的小滑头,而是真正有谋略有手段、敢于和老奸巨猾之人抗衡的人才。在小宝与政治拉近的过程中,也与康熙更一步走进,康熙欣赏他,也信赖他,甚至可以与之共商国家大事,而非把他全然割裂于正事之外。他们作为朋友平等相待,作为君臣排忧解难、相互扶持,小宝于公于私都在康熙生命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位置。

    编剧在两者友情上的刻画上,运用两条线同时进行的手法。一条线是韦小宝外出公干、遇险后绝处逢生;另一条线是朝廷上康熙忧心如焚、大力找寻。康熙对小宝的真情关怀,多采用以虚写实的手法,不直接刻画两者相处时的点滴,而是通过小宝遇险后康熙的龙颜震怒来体现。原著中的康熙是彻底王道的君王,性格中有孤傲的一面,心高高在上,与任何人保持距离的底线;而剧中的康熙,孤傲不再,哪怕外在何等雷厉风行,内心深处都是一个无比渴求关爱的少年,小宝是他刹那光华间的温暖,只有在这个人面前才能尽情哭笑,每每伤心之时有人陪伴,于是在不知不觉中对其产生依赖心理。小宝被真情打动,也愈发对康熙情谊深重。这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投桃报李,再无利益的掺杂,此等真情,「真」得让观众折服。

    而且,不仅是主角,该剧在配角的塑造上亦是大大强调了「真情」。

    比如原著中韦小宝初见陈近南,见他「目光如电,直射过来,不由得吃了一惊,双膝一曲,便即拜倒」,不怒自威的领袖形象跃然纸上,而且他多次严厉向小宝道出自己对他为人「实在并不喜欢」,一股凛然之气迎面袭来。而在剧中,陈近南的威严降低到最低点,他更像一名和蔼可亲的长辈而非天地会的总舵主,他对小宝的态度也远比原著中来得亲切,更有坦城相对的真挚。这一改编在大大弱化陈近南作为领袖形象的同时,也使小宝对陈近南的亲近之情更加顺理成章。他不再是折服于陈近南的领袖威严,而是在潜移默化中被其作为长辈的关怀深深打动,他们之间的师徒之情,亦不掺杂任何政治色彩,皆是真情所致。

    此处另有一点值得注意:原著中的陈近南本已迂腐之极,仅是空有领袖气质而已;到了该剧,连领袖气质也烟消云散。这绝非编剧的失算,而是有意为之。在剧中,为突出韦小宝、康熙两位主角的鹤立鸡群,以陈近南为代表的全部配角皆数弱化。

    天地会不再如原著中人物众多、声势浩大,剧中多次露面的只有徐天川、玄贞道人、风际中、钱老本、高彦超五人,而其中着重刻画的只有徐天川一人。原著中戏份不多的老人在剧中被塑造成脑筋不灵、傻气十足的喜剧角色,他死搬教条,一腔热血却空有口号,他完全不解韦小宝诸多心机所在,于是被小宝一次次玩弄于股掌而只有大叹「韦香主你真是深不可测」。这一形象,正是该剧中天地会的缩影,他们善良正直却又毫无作为,胸怀大志却又愚钝鲁莽,他们被韦小宝信任却又被他玩弄,他们对韦小宝无奈却又深深敬重。正是他们的笨凸显了小宝的绝世智慧;亦是他们的笨,使天地会众人淡化了原著中强烈的政治反讽意味,单纯如一个个可爱的长辈。

    天地会的表现手法亦运用在其他角色上,王公大臣莫不如此。由于皇宫戏远比天地会戏份重得多,皇宫中人的形象也远比天地会众人具体、有个性。索额图的察言观色,康亲王的老奸巨猾,明珠的吹嘘拍马,多隆的正直憨厚,无一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加之御前侍卫张康年、赵齐贤的插科打诨,使他们既具备官场中人的弊端与丑陋,却又在更大程度上强调了他们可爱滑稽之处。于是原著中对官场虚伪奸诈的无情揭露在剧中成了无关痛痒的笑料,所有原本具备社会批判性的人物在剧中成为可爱可笑、有缺点但无伤大雅的漫画式人物。讽刺色彩淡化在一片欢笑之下。

    张子恩认为:「创作应该把好看放在第一位。好看只是一个包装,不是实质。实质还是你的思想。」陈版《鹿鼎记》是由一群好看的人物推动的好看的剧情,它缺失的是人性及社会的批判性。但是正如笔者之前所言,它并非毫无内涵可言,它的思想沉淀在轻松搞笑的外包装之下。但与原著大相径庭的是,它的中心思想是「真情」,这是与强烈的人性和社会批判全然不同的另一种深度。而且总体看来,该剧的中心思想表达得极为明确与厚重,由于剧情丰富,不可一一分析,现以最能体现编剧独具匠心的结尾来分析。

    陈版的结尾与原著不同,理应是受到电影版启发,上演一出宝藏遇险记。仅从原著来看,大有画蛇舔足之嫌。按原著的剧情,小宝隐居通吃岛多年,再次归来物是人非,虽与康熙嬉笑仍在,但距离感与日俱增,他喜欢的是和他打架说笑的小玄子,而非这个威信日重、给自己施压的康熙皇帝。小宝的逃离,一是受到无休止的朝廷、天地会双方的纠缠,进退两难;二是感情上的逃离,两位主人公在彼此的生命中逐渐淡出,他不再是曾经的小玄子,他也不是最初的小桂子,他们之间的感情因岁月的洗礼逐渐淡化。所以原著中的小宝必定逃离,毫无悬念。

    而剧中的物是人非远比原著中来得彻底得多,两人见面时亲近已少,更不要说肆意谈笑,康熙已不再信任小宝,在处理国家事务之前命令他退下,再不是可以坦诚相待的朋友君臣。更重要的是,在小宝看来,康熙于公于私都不再需要自己了。正是由于他们之前比原著中来得深情,所以康熙对小宝的冷淡态度所造成的打击也远比原著中来得大得多。小宝不是给进退两难逼走的,而是被内心的失落逼走的。然而讽刺的是,在小宝全家失踪之际,康熙所担心的并非他密谋造反,而是「难道小桂子遇到了危险」,关切之情与之前一般无二。

    其实该剧结尾从结构上极易分析,两位主人公是在打架中相识,于是让他们在打架中结束。原著中是自然淡出,该剧是首尾照应。在洞窟塌陷的一瞬,小宝毫不犹豫脱下保命的宝衣给康熙穿上,救出众人,然后趁康熙昏迷之时携家逃离。宝藏已深埋地下,宝衣归还朝廷,留下的只有纪念意义远胜于实际价值的少量珍宝,一切归于零,飞黄腾达、挥金如土仅是黄粱一梦。最后的小宝,把义气发挥到极至,或许有拔高的嫌疑,但基本与剧中形象统一,只是唯一一次做了“利人”而不“利己”之事。到了这里,小宝不仅是一个好人,更是响当当的好汉了。

    标准的大团圆结局,一笑泯恩仇,以爱化解一切,用真情把全剧包容在内,画上一个句号,却又留下一个意犹未尽的伤感的缺口。到了最后的最后,在内心深处,他还是那个小玄子,他还是那个小桂子,他们对彼此的真情并未因岁月的洗礼淡化一分一毫,他们依然关心对方至深,可是他们再不能相见。达到这一含泪微笑的效果并非全靠结尾煽情所致,而是 45 集慢慢酝酿沉淀的结果。若无之前两者的真情互动,断不会达到最后感人肺腑的效果;同样,若无最后点破真情,之前的一切只会让人空留遗憾。

    洗去一切,陈版《鹿鼎记》独存「真情」二字。这一结局,虽是与金庸原著大相径庭,却着实是神来之笔。 而且,不知编剧是有意还是无意,只有这版的结局真正抓住了原著中康熙的心理。原著中小宝携天地会众人逃离皇宫之后,康熙派赵良栋、王进宝等小宝的生死之交前往追捕,很明显是有意放他一马,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康熙甘愿放走他。从康熙在多隆面前为小宝圆谎以顾全其颜面,到在圣旨中亲笔加进韦小宝亲手杀死陈近南一段,都是很明显的要把小宝抓在手中的举措。但问题在于,康熙不仅要小宝留下,还要他死心塌地并光明正大地留在自己身边,所以他才没有让小宝作为罪犯被抓捕入狱,而是劳师动众、堂堂正正地「请」他回来。韦小宝装死失踪后,康熙多次南巡找寻,亦是「不放」之体现。然而,无论是 84 年两版,还是 92 年、2000 年王晶导演的两版,结尾都处理为康熙抓捕小宝入狱,后念及彼此情谊、于心不忍放他一马。这的确是另一种形式上的感人,但离原著中所精心刻画的康熙的微妙心理亦有了本质的差别。陈版结尾最出色之处就在于康熙到最后都是「不放」。若不是康熙在洞穴中昏迷,韦小宝断不会有机会逃离;而该剧结尾将原著中侧面阐述的康熙六下江南寻找韦小宝改编为正面刻画的场景,在突出「不放」这一心理的同时更将真情升华到极至。只此结尾一处,编剧功力可见一斑。

    其实,金庸先生的《鹿鼎记》所达到的艺术高度与思想高度是任何一版影视作品都难以望其项背的,但是 1998 年陈小春版《鹿鼎记》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灵魂。该剧没有不自量力胆敢在思想深度上与原著一较高下,所以它另辟蹊径,它表达宣扬的是爱,最后发挥到极至的也是爱。这是人类永远的话题之一,所以它在受众心中留下的荡气回肠并不比原著逊色多少。这是一种最普通平凡的经典,却亦是永久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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