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丁，肉吃多了，未能远谋 阅读原文 一、我们就一直这么“白话”着土下来的？ 在国共对峙期间，流传着一句著名的话：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这也造成了至今在很多方面两岸的习惯有不同，其中较为明显的是公文体系，而总的来说法条也能归结到公文的大范畴之上。于此先上一张源于知友的图（在此提出致谢，但是因为时间可能较久，忘记出处了），在台湾地区的现行公文体系中可谓是十分的“繁文缛节”： 很明显的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词也不是国府迁台之后新造的，而是对民国时期的语言文字习惯继承不同所造成的。之所以这么说，也是因为，就算是大陆地区和我党而言，论白话也不是一直这么白下来的。 可以进行一个对比： 以《中华民国宪法》文本内容而言： 中華民國國民大會受全體國民之付託，依據孫中山先生創立中華民國之遺教，為鞏固國權，保障民權，奠定社會安寧，增進人民福利，制定本憲法，頒行全國， 永矢咸遵。 当时流行的文白兼半的用语风格得到了明显的体现 同时在早期的《土地法大纲》中第九条中可以看到也是有这种文白兼半的语句的 如下若干特殊的土地及财产之处理办法，规定如下：(甲)山林、水利、芦苇地、果园、池塘、荒地及其他可分土地，按普通土地的标准分配之 就土地法的语言风格而言，同上述的行宪宪法也没有过大的区别 甚至建国初期的一些地方文件也依然保留了这种文风。 但此时再需要对比一下同时代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已使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 宣告結束。中國人民由被壓迫的地位變成爲新社會新國家的主人,而以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代替那封建買辦法西斯專政的國民黨反動統治,中國人民民主專政是中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政權,而以工農聯盟爲基礎,以工人階級爲領導。” 就时间而言，制宪国民大会到共同纲领之间也就几年，而当时国内语境依然以文白兼半为主，不难发现，在尚未完全建立覆盖全国的政权体系时就已经在语言风格上同旧时代划清界限了，这样不能说是我党文化素质低，就写不出。兹举一例，人民日报曾经全文刊载过廖承志予台湾当局最高领导人蒋经国先生的一封信，写的就很文绉绉，一点都不白话： 经国吾弟：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 载。幼时同袍，苏京把晤，往事历历在目。惟长年未通音问，此诚憾事。近闻政躬违和，深为悬念。人过七旬，多有病痛。至盼善自珍摄。三年以来，我党一再倡议贵我两党举行谈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国统一大业。惟弟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余期期以为不可。世交深情，于公于私，理当进言，敬希诠察。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 台湾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离之痛，在台诸前辈及大陆去台人员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于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世界和平。吾弟尝以“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自勉，倘能于吾弟手中成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国家，名留青史。所谓“罪人”之说，实相悖谬。局促东隅，终非久计。明若吾弟，自当了然。如迁延不决，或委之异日，不仅徒生困扰，吾弟亦将难辞其咎。再者，和平统一纯属内政。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图我台湾，此世人所共知者。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愿弟慎思。孙先生手创之中国国民党，历尽艰辛，无数先烈前仆后继，终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光辉业迹，已成定论。 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首次合作，孙先生领导，吾辈虽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其事，吾辈身在其中，应知梗概。事虽经纬万端，但纵观全局，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今日吾弟在台主政，三次合作，大责难谢。双方领导，同窗挚友，彼此相知，谈之更易。所谓“投降”、“屈事”、“吃亏”、“上当”之说，实难苟同。评价历史，展望未来，应天下为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何发党私之论！至于“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云云，识者皆以为太不现实，未免自欺欺人。三民主义之真谛，吾辈深知，毋须争辩。所谓台湾“经济繁荣，社会民主，民生乐利”等等，在台诸公，心中有数，亦毋庸赘言。试为贵党计，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否则，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识之士，虑已及此。事关国民党兴亡绝续，望弟再思。近读大作，有“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之语，不胜感慨系之。今老先生仍厝于慈湖，统一之后，即当迁安故土，或奉化，或南京，或庐山，以了吾弟孝心。吾弟近曾有言：“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 诚哉斯言，盍不实践于统一大业！就国家民族而论，蒋氏两代对历史有所交代；就吾弟个人而言，可谓忠孝两全。否则，吾弟身后事何以自了。尚望三思。吾弟一生坎坷，决非命运安排，一切操之在己。千秋功罪，系于一念之间。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上下众议纷纾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缪。“寥廓海天，不归何待？”人到高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并面聆诸长辈教益。“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遥望南天，不禁神驰，书不尽言，诸希珍重，伫候复音。老夫人前请代为问安。方良、纬国及诸侄不一。 顺祝近祺！ 廖承志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 当然了，出于对于大陆的嘲弄，蒋宋美龄小姐就做了一点回应： 承志世侄：七月廿四日致经国函，已在报章阅及。 经国主政，负有对我中华民国赓续之职责，故其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乃是表达我中华民国、中华民族及中国国民党浩然正气使之然也。余阅及世侄电函，本可一笑置之。但念及五十六七年前事，世侄尚属稚年，此中真情肯綮，殊多隔阂。余与令尊仲恺先生及令堂廖夫人，曩昔在广州大元帅府，得曾相识，嗣后，我总理在平病况阽危，甫值悍匪孙美瑶在临城绑劫蓝钢车案后，津浦铁路中断，大沽口并已封港，乃只得与大姊孔夫人绕道买棹先至青岛，由胶济路北上转平，时逢祁寒，车厢既无暖气，又无膳食饮料，车上水喉均已冰冻，车到北平前门车站，周身既抖且僵。离沪时即知途程艰难，甚至何时或可否能如期到达目的地，均难逆料，而所以赶往者，乃与总理之感情，期能有所相助之处，更予二家姐孙夫人精神上之奥援，于此时期中，在铁狮子胡同，与令堂朝夕相接，其足令余钦佩者，乃令堂对总理之三民主义，救国宏图，娓娓道来，令余惊讶不已。 盖我国民党党人，固知推翻满清，改革腐陈，大不乏人，但一位从未浸受西方教育之中国女子而能了解西方传来之民主意识，在五十余年前实所罕见。余认其为一位真正不可多得之三民主义信徒也。令尊仲恺先生乃我黄埔军校之党代表，夫黄埔乃我总理因宅心仁恕，但经多次浇漓经验，痛感投机分子之不可恃，决心手创此一培养革命精锐武力之军校，并将此尚待萌芽之革命军人魂，交付二人，即是将校长之职，委予先总统，以灌输革命思想，予党代表委诸令尊，其遴选之审慎，自不待言。观诸黄埔以后成效，如首先敉平陈炯明骁将林虎、洪兆麟后，得统一广东。接着以北伐进度之神速，令国民革命军军誉鹊起，威震全国，犹忆在北伐军总司令出发前夕，余与孙夫人，大兄子文先生等参加黄埔阅兵典礼，先总统向学生训话时，再次称廖党代表对本党之勋猷（此时廖先生已不幸遭凶物故，世侄虽未及冠，已能体会失怙之痛矣。）再次言及仲恺先生对黄埔之贡献时，先总统热泪盈眶，其真挚恸心，形于词色，闻之者莫不动容，谅今时尚存之当时黄埔学生，必尚能追忆及之。 余认为仲恺先生始终是总理之忠实信徒，真如世侄所言，为人应“忠孝两全”，倘谓仲恺先生乃乔装为三民主义及总理之信徒，而实际上乃为潜伏国民党内者，则岂非有亏忠贞？若仲恺先生矢心忠贞，则岂非世侄有亏孝道耶？若忠孝皆肭（注“肭”为不任事与不足之意），则廖氏父子二代对历史岂非茫然自失，将如何作交代耶？此意尚望三思。再者在所谓“文化大革命”斗臭、斗垮时期，闻世侄亦被列入斗争对象，虎口余生，亦云不幸之大幸，世侄或正以此认为聊可自慰。日本读卖新闻数年前报导，中共中央下令对全国 29 省市，进行归纳，总结出一“正式”统计数字，由 1966 年开始，到 1976 年 10 年之内，被迫害而死者有 2000 万人，波及遭殃者至 6 亿人。云南内蒙古等地，有 727000 名干部遭到迫害，其中 34000 人被害致死。《北京日报》亦曾报导，北京市政府人员在“文革”中，就有 12000 人被杀，共党高层人物，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人，均以充军及饥饿方式迫死，彼等如九泉有知，对大量干部自相残杀，豆萁相煎之手段，不知将作何想法？……世侄所道“外人巧言令色”旨哉斯言，莫非世侄默诋奸邪之媚外乎。相对言之，中华民国开国以来，除袁世凯之卑鄙觊觎野心失败外，纵军阀时代，亦莫敢窜改国号，中华民国自国民政府执政以来，始终以国父主义及爱国精神为基据，从未狮亵谀外，如将彼等巨像高悬全国，灵爽式凭，捧为所宗者，今天有正义感之犹太人尚唾弃其同宗之马克思，乃共党竟奉之为神明，并以马列主义为我中华民族之训练，此正如郭沫若宣称“斯太林是我爸爸”，实无耻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呕。 或谓我总理联俄容共铸成大错，中国共产党曲解国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民族之要旨，断章取义，以国父容共一词为护身符，因此讳言国父批牍墨迹中曾亲批“以时局诚如来书所言，日人眼光远之人士，皆主结民党，共维东亚大局，其眼光短少之野心家，则另有肺腑也；现在民党，系联日为态度。”此一批示显见：（一）总理睿知，已洞察日本某些野心家将来之企图；（二）批示所书“现在”民党当以联日为态度，所言亦即谓一切依国家之需要而定。联日联俄均以当时平等待我为准绳。当时日本有助我之同情心，故总理乃以革命成功为先着，再者毋忘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有对中山先生肝胆相照之日本信徒为我革命而牺牲者。 世侄在万籁俱寂时，谅亦曾自忖一生，波劫重重，在抗战前后，若非先总统怀仁念旧，则世侄何能脱囹圄之厄，生命之忧，致尚冀三次合作，岂非梦呓？又岂不明黄台之瓜不堪三摘之至理耶？此时大陆山头主义更为猖獗，贪污普遍，贿赂公行，特权阶级包庇徇私，萋萋迭闻：“走后门”之为也牲牲（注“牲牲”众多也。）皆是，祸在萧墙，是不待言，敏若世侄，抑有思及终生为蟒螫所利用，随时领导一更，政策亦变，旦夕为危，终将不免否？过去毛酋秉权，一日数惊，斗争侮辱，酷刑处死，任其摆布，人权尊严，悉数荡尽，然若能敝帚自珍，幡然来归，以承父志，澹泊改观，养颐天年，或能予以参加建国工作之机会。倘执迷不醒，他日光复大陆，则诸君仍可冉冉超生，若愿欣赏雪窦风光，亦决不必削发，以净余劫，回头是岸，愿扪心自问。款款之诚，书不尽意。顺祝安谧 民国 71 年 8 月 17 日 宋美龄——《宋美龄致廖承志公开信》 蒋宋美龄小姐为了怕廖世侄看不懂，还亲切的打了备注，当然了这封回信风评并不好，便是因为过于“显摆”的因素在其中。 二、其他的对比 而长期以来国共领导人采用的文风也长期有不同之处，大家可以自行比对： 我中華民族建國於亞洲大陸，已經有五千年之久了。世界上五千年的古國，到現在多成了歷史的陳蹟，惟有我們中國，不獨巍然獨存，且正與世界上愛好和平反侵略各國，為世界的正義公理，為人類的自由解放，共同努力於歷史上空前的戰爭，並正向光榮的勝利與永久的和平之大道邁進。——蒋中正《中国之命运》1943 年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1925 年 还有一点是，我党的宣传向来是“看人下菜碟”。早在中央苏区时代，发行的红色中华报刊和一些法令就已经非常白话，而没有了“文言”特色。 而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大范围发行的《新华日报》反而又文绉绉的： 最后的比较用法条来做例子吧，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理论上极为重要的，而法条上自然有所体现： 第一編 總則 第一章 法例 第一條 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 ——《中華民國刑法 (民國 23 年立法 24 年公布)》 第一编 总则 第一章 刑法的任务、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 第三条 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直观的可以看到，其实意思都是相近的，但是无疑表述上有很大的不同，而这同之上我们所见的不过是一脉相承而已。 三、总结 政治总是走在法律前面，而社会的总体环境又会影响法律。 不仅是法条白话化，在全国上下的语风文风表述都随着政权更替，社会环境变化发生了改变。况且基于人民司法的原则，走到这一步是必然的选择。 以及，个人之言，化用一个网络流行句式，“可以不白话，但没必要”。 （彩蛋见于下）~ 顺颂 时褀 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