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茵行宫伯爵，拉美西葡历史与文化 阅读原文 因为吃穿用度确实是个问题。 在古代宫廷，权力斗争这一意义上的“争宠”限于历史时期和参与范围，最多只是小规模的存在。然而对于几乎所有宫廷女性来说，物质层面的“争宠”，也就是通过提高地位来改善生活条件，是个现实而且要紧的问题。 现代各国宫廷剧的一个通病，就是把服装、化妆、道具呈现得过于精美，误导了很多人对古代生活的想象。事实上，拮据是世界各国古代宫廷的常态。 即使是奥斯曼帝国和明清中国这样的大户，其宫廷都常常面临财政紧缺的窘境。至于日本、朝鲜、印度、波斯等其它君主国的后宫，就更不必说了。 在一国之内，也有钱紧的王朝，有抠门的君主。因此，对于宫廷女性来说，财政波动就是生活条件的最大约束，而且宫廷“贫富差距”巨大，个人地位和收入因此密切相关。 表面来看，古代宫廷的贫和富像是一个悖论。一方面，它是公认的奢侈云集之地；另一方面，它又常常缺钱，有时甚至无法保障宫人的生活。这一悖论背后的原因其实不难解释：古代宫廷之所以“富”，是因为它可以从古代政府擭取大量财政资源，而它之所以“穷”，是因为古代政府本身拥有的财政资源就非常有限。 对于古代国家的许多宫廷女性而言，“争宠”就是一场试图摆脱粗茶淡饭的斗争。“冷宫”不仅意味着精神上的空虚寂寞冷，往往还意味着物质上的缺衣少食。 本回答将借用中国、土耳其、日本、朝鲜等国古代宫廷的例子，说明古代宫廷物质生活的实际面貌，以及财政条件对宫人生活的宏观影响。应当说明的是，我不是庸俗的物质决定论者，无意把古代宫廷扁平化为财政问题，制度和文化的意义显然更加重大。但我同样相信，理解物质生活，理解古代社会运行的基本逻辑，是一切历史文化创作的起点。 一、一掷千金奥斯曼，三饷吃空我大明：古代宫廷的财政极限 在欧洲，提起“后宫”（Harem）一词，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中国，而是土耳其。在欧洲文化当中，充满森严等级、阴谋权斗、纸醉金迷的奥斯曼帝国后宫是一个永恒的创作主题。在“他者”想象之下，莫扎特把《后宫诱逃》连成组曲，雨果吟出了《东方集》，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后，马蒂斯的画笔仍然在为《后宫佳丽》的诞生不停涂抹。暴君、女奴、娈童、宦官......在欧洲人眼中，土耳其后宫雄伟壮丽、穷凶极奢，但少有人真正关心，那里的人究竟怎么生活。 事实上，在长达四个世纪当中，奥斯曼宫廷从来没能摆脱缺钱的困扰。 1475 年，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正在着手改造奥斯曼国家的财政结构。在东罗马帝国的废墟上，穆罕默德二世给土耳其的国家结构带来了重大变革。封建政体渐渐取代了游牧联盟，但政府的贫穷没有因此成为过去式。 也正是在 1475 年，穆罕默德二世的宫廷吃掉了帝国一整年的盐税。 古代国家和现代国家的财政除了量级差异，还有结构上的重大区别，两者的收入和支出结构都完全不同。 古代国家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农业税，但由于统计困难和地理阻碍，外加货币化程度低，农业税的征收成本极高，大多数都落入了各级地方代理人手里。农业税的弹性非常差，一旦提高税率，农民的负担会相对政府收入不成比例地提高，因此农业税并不适合增收。 在农业税之后，古代政府最丰厚灵活的收入来源是垄断的商税，特别是对盐、铁、蜡、茶、酒、纸、烟等商品的专卖。这一点在古代世界普遍适用。在奥斯曼帝国，除了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分别缴纳的土地税，帝国政府最重要的财源就是盐和矿山。 相对现代国家，古代国家财政的致命弱点在于信贷工具的匮乏。现代国家可以运用货币政策、发行国债等手段来应对财政危机，但古代国家的金融工具都十分脆弱（甚至不存在），所有政府都高度依赖税收，因此财政崩溃是每一个古代政府面临的最大危险之一。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仅仅是奥斯曼宫廷的食品消费，就相当于帝国的盐税收入。 1475 年奥斯曼帝国的财政状况。圆圈的周长（不是面积）代表收入 / 支出量。比较直径可以得知，奥斯曼宫廷的食品支出大概相当于帝国各地盐税收入的总额。图中最大的圆圈是 Haraj 税种，其周长代表对非穆斯林征收的土地税的 50%。 显然，食品也只是宫廷开支的一部分，奥斯曼宫廷的开支显然比这一数目还要大得多。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批评奥斯曼宫廷的奢侈，然而事实上，宫廷开支能够在财政当中占到这么大的比例，并非 15 世纪奥斯曼帝国的特例，而是古代国家的常态。 上文说到，古代国家的财政结构和现代国家有根本差异，不仅收入如此，开支也是如此。对于现代国家而言，和平时期的军事开支占到总开支的 10%算是常态，超过 20%就会被视为穷兵黩武的非正常国家（如朝鲜和沙特阿拉伯）。然而，古代国家的军队开支占到总开支的一半也算是常态，在战争时期可以达到 60%甚至 90%。对于贫穷的古代政府而言，军事和战争是财政的头号负担。 除了军队，谁负责挥霍剩下的钱？答案很简单——王与马，共天下——在军事支出之外，财政收入基本都被宫廷和行政系统瓜分。 古代国家行政事务之简陋远非现代国家可比。由于古代不存在人均收入的指数增长，国家既无意识也无责任发展经济。行政系统开支主要用于供养人员，以及修建具有战略意义的运河和堡垒等。所谓劝课农桑、倡导文教、赈济灾民，都谈不上常态化的开支，和现代政府不可等量齐观。 至于公共医疗、公共教育，这些现代政府的重中之重——对不起，它们比《共产党宣言》还要年轻呢。 因此，古代国家的收入虽然微薄，但是宫廷能够擭取其中很大一部分。宫廷擭取的比例之所以看上去如此之大，原因就在于政府的收入本就不多。这一财政结构，约束出了各国古代宫廷物质生活的极限。 然而，吃穿用度还不是古代宫廷奢侈消费的第一大目标。对于古代宫廷财政而言，最花钱的是建筑，其次是礼仪和节庆，最后才是日常消费。 先说建筑。对于古代统治者来说，有三种重要的建筑形式，宫殿、庙宇、陵寝，这三大件都非常花钱。 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很容易想当然觉得，修座庙罢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能有多难？然而奥斯曼帝国苏丹、东地中海的统治者易卜拉欣（1640-1648 年执政）可以用亲身经验告诉你，难，非常难。 按照传统，在任期间修建一座清真寺是每位奥斯曼苏丹的宗教义务。在 15-16 世纪，这对于蒸蒸日上的奥斯曼帝国来说还不算什么问题，但是到了全球性经济萧条的 17 世纪，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对于苏丹易卜拉欣来说，父祖修建的苏莱曼尼耶清真寺和艾哈迈迪耶（蓝色）清真寺可谓珠玉在前，然而自己却已经拮据到禁卫军的饷银都要发不起了。1644 年，易卜拉欣发动征服克里特岛的战争，一部分目的就是为修建清真寺掠夺战利品。然而，直到 1648 年的宫廷政变把他赶下台，他都没能攒够这笔钱。 类似的，中国学生都听说过甲午战争前，慈禧太后为了庆生修葺颐和园，让北洋海军少了一条军舰的故事——19 世纪末的中国虽然积贫积弱，但是近代化改革已经让晚清拥有远超前代的财政能力，然而即使如此，建筑也是一件十足烧钱的事。 金字塔、吴哥窟、布达拉宫.......在远处看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世界历史的奇迹；走近了看，那都是一峰峰燃烧着的民脂民膏。 再说礼仪和节庆。登基、婚礼、丧葬、巡游、祭祀、各种各样的节日和庆典，都在周期性地大量消耗古代统治者的财政资源。对于统治者来说，各类庆典不只是奢侈享受，其仪式还是权力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因此各个文化的君主都不惜在礼仪和节庆当中一掷千金。 这时候现代社会的人又容易想当然，觉得古代人办个庆典搞个巡游能花多少钱，又不是办奥运会。这时候众多君主又可以现身说法：难，非常难。 1976 年，中非共和国军事独裁者博卡萨加冕自己为中非皇帝，这个虚荣的暴君下令照着拿破仑的规格为自己举办加冕礼。结果这场典礼就花掉了中非政府当年一半的财政收入，这在现代人眼中简直是穷凶极奢不可理喻，然而当时中非在经济上仍是个极度落后的传统国家，在传统国家，这样的事不算夸张。 1477 年，勃艮第继承危机爆发，面对法国国王的威胁，女继承人玛丽决定嫁给哈布斯堡的马克西米连大公。马克西米连接到消息后，便星夜兼程，从奥地利前往低地（今比利时）。然而贵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储，马克西米连的宫廷连旅费都凑不齐，一路上连借带蹭方才抵达目的地。同理，几个世纪以来，神圣罗马皇帝前往意大利加冕的最大阻碍，除了政敌归尔甫派的阻挠，就是永远短缺的银两。 所以说，郑和下西洋，乾隆下江南，都是王朝盛期赤裸裸的烧钱炫耀行为。财政稍一吃紧，这种奢侈活动就得马上叫停，不然宫廷就要接济不上，政府也要岌岌可危了。 排在这些事之后的第三大开支，才是古代宫廷的日常消费，也就是宫廷中男人和女人们分享和争夺的稀缺资源。然而，就和在任何地方一样，这些资源的分配也是非常不平等的。与此同时，宫廷也经常会小心地控制开支，而宫中的人，虽然已经拥有普通农民无法企及的保障，但他们仍然需要追逐地位，才能享受到比较体面的资源配给....... 二、天下宫廷，以省为纲：财政极限下的古代宫廷生活 公元 701 年，以藤原不比等为代表的群臣把编修好的《大宝律令》呈送给了文武天皇。在其中的“后宫官员令”当中，不比等等人给天皇的后宫做了严格的配额限制：皇后一人，妃两人，夫人三人，嫔四人。 在飞鸟和奈良时代之交，天皇是拥有实权的君主，这样的法律自然并非臣子对天皇的威逼，而是对现实的适应——日本不是不想学唐朝的四妃九嫔，而是后宫大了的话，真心难养。 一个世纪之后，藤原不比等的后人成了左右朝政的权臣，又在平安时代末期遭到武士挑战而大权旁落。在明治维新前的数百年当中，皇家、公家和武家时而建立平衡，时而陷入纷争。但这三家在宫廷生活上却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拮据。 在热门的日本系列电视剧《大奥》当中，表现了德川幕府时期将军宅邸（即“大奥”）的宫廷斗争故事。在极盛时期，由将军女眷及其侍女组成的大奥多达千人。然而这种繁荣的表象也无法掩盖拮据的现实——每任将军一旦薨逝，除下任将军生母以外的妻妾都得削发为尼。类似的现象在其它国家也不少见（“流放”甚至“殉葬”），除了政治和文化上的考量，省钱也是个绕不开的因素。直到 19 世纪初，德川家齐将军的正室广大院还多次以财政拮据为由，要求回到家乡萨摩藩居住。 日本的邻居朝鲜也不宽裕，《大长今》当中的美食并非朝鲜宫廷的常态化享受。对于普通妃嫔而言，能吃到顿顿不重样的泡菜就已经是节庆期间的待遇了。在越南，1802 年登基的嘉隆帝作为阮朝的开创者，定下了一后、三修、三妃、九嫔的制度安排，但他本人却从来没有填满这套“编制”，除了政治上的考虑之外，控制有限的后宫规模也是越南的现实需求。 日本、朝鲜和越南的文化宗主国中国拥有更阔气的宫廷，也有着同样拮据的现实。遇到财政危机，中国皇帝们经常从宫廷下手——降薪（减俸）、裁员（遣散宫人）、节流（限制采买）都是家常便饭。有的皇帝阔气，爱好大兴土木或者四处巡游，却对后妃十分抠门（比如乾隆）；有的皇帝缺钱，更要限制宫廷的奢侈消费，然而这也不一定能挽救脆弱的古代财政（比如崇祯）。 有句话说，时代的一粒沙，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普通宫人的生活水平在财政约束之下难免遭受最大的波动。明万历年间，故宫三大殿因失火需要重修，一下子加大了政府的财政压力，内阁首辅张居正便推出一系列手段开源节流，其中就包括限制宫人采买。须知在明清两朝，以皇帝为中心展开的宫廷社会已有十万人的规模，这样一个“部门”的节流自然会对其中的普通宫人造成压力，待遇一般的后妃也得面对清汤寡水旧衣服。在亚洲另一端的土耳其，18 世纪奥斯曼政府的收入相对 200 年前几乎没有提升，开支压力却随着新型战争大了很多，大多数宫中女人的财产只有不到 10 千克白银，只有 30%左右的女人拥有更多财产。当然，传统宫廷内部的“贫富差距”同样巨大——最富有的 10%拥有的财产相当于最贫穷的 10%的 300 倍。 自古以来，“争风吃醋”和“升职加薪”就绑定在一起，这一点没有变过。但是古代和现代最大的差别在于，古代仍然在整体上非常拮据，而且是一个没有赢家的世界。宫廷最主要的职能，就是负责挥霍国家财政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并且创造出一定的上层文化，然而对于个人来说，宫廷也不是一个能保证饱暖舒适的地方，遑论“自我价值”的实现了。 对 18 世纪 420 位奥斯曼宫廷女性财产的统计（统计单位折算为白银克数）。Askeri 是军事阶层贵族妇女。可见大多数宫廷女性的“收入”仍然一般，虽然她们已经比传统社会当中困于温饱的普通人好得多了。 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