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强,香港知名导演刘伟强。 阅读原文 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中国医生》不是一个电影这么简单,这是我们大部分人的经历,要把这段经历拍成电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 我还记得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每天都很慌,不能出门,工作也无法推进,就只能不停收集资料看资料,我们收集了三个多月的素材,包括影视资料和报纸杂誌等等,多到可以堆满一个房间的一整面墙。 大概到了 2020 年 6 月底,我才出发去广州和鍾南山院士还有广东援鄂医疗队见面,其中就有桑岭,也是电影中陶峻这个角色的原型。他们带我们参观了很多医院,包括医院的 ICU 也带我们进去看,这个过程里,他们讲了很多抗疫的故事给我们。因为他们早在 2003 年就在广州对抗 SARS,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 我在广州大概两周,见了很多人,收集了很多东西,然后就出发去了武汉。到武汉第一站就去了金银潭医院拜会张定宇院长,听他讲当时是如何面对疫情、如何收治病人、如何改造医院等等。还瞭解了当时很多援鄂的医生来到金银潭医院之后是怎么去帮助他们的,大家是如何分工的,他都会跟我们讲。这个过程中我和张涵予都发现了他的脾气,他是有脾气的。之前大家都觉得他身体不舒服,又是一个医院的院长,他一定很斯文很稳重,但并不是,他会骂人,但你知道他不是要骂你,他是要告诉其他人应该怎么做才是对的。所以我们后来也把这个性格保留下来放在了张竞宇的身上。 演员的训练也是花了时间的。因为这是一部很专业的电影,有很多医生会看,所以一点错都不能出。我记得当时每天拍戏的时候,都有很多专家反覆检查拍完的素材,看哪里有错误。每天收工后,剧组就要开“批鬥大会”,一起批评我哪里拍得不对,哪里有很严重的问题必须要重拍,这种日子我过了两个多月,一开始是很难受的,作为一个成熟的导演,突然有很多人来批评你,心里很不爽,但后来渐渐觉得这是对的,是会让电影变得更好,所以就开心起来了。 这个电影拍起来很不容易,演员演的时候也很难,因为大部分时间都不能露脸,只用眼睛来演戏,这个要很有功力才能做到。所以每个演员都很努力。我记得袁泉和朱亚文当时每天收工后都要去练习操作 ECMO、练习插管。每天他们穿着防护服拍戏,开工一小时后全身上下基本就湿透了。人大量出汗之后很快会虚脱,严重的还会中暑,但他们都扛下来了。我很佩服他们,也因此更佩服中国的医务工作者,因为当时的他们每天都是保持这样的状态去工作,他们比演员更辛苦。 片名,最近声量也很大。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一开始就讨论过,为甚么不叫《中国医护》?然后大家对此都有很多意见,最多的意见就是,首先,“医生”只是医疗系统的一个统称,比如我们生病去医院,我们都会说“去看医生”,这是普通人印象中的一个固有认知,你说“医生”,大家就知道他们在哪里,他们是做甚么的。其次,我们这是一部向中国医务工作者致敬的电影,那么医务工作者并不是只有医生和护士,还有药剂师,研究生物医学,护工,还有好多负责医院正常运营运转的工作人员,就是有很多工种,他们一起为抗击疫情做出了贡献,所以我们用“中国医生”来把所有人都放进去,就是告诉大家,所有为了抗击疫情做出贡献的人都是我们心中治病救人的白衣天使。就是出于这样的想法,才把片名定为《中国医生》。 最近有些朋友告诉我,有些护士因为经历过那段很艰难的时期,所以不敢来看我们的电影,怕触景伤情,这一点我也很理解。我们在拍方舱医院那场戏的时候,现场有很多真正的护士也参演了,她们曾经参与过方舱的救助,除了参与演出之外也会来指导我们的工作。我记得她们看到我们拍摄的一些画面的时候,当场就哭了,因为勾起了她们的回忆。在此我也想向她们致敬,她们的付出和她们的位置是无法被取代和磨灭的,我们非常尊重每一位护士。除了护士,还有其他医务工作者在电影中也都有代表人物,我们没办法把所有人都放到电影里,但这部电影确实是献给你们所有人的。 《中国医生》已经上映了,如果说这部电影要传递甚么样的资讯,我是希望大家能从中感受到力量。为甚么我们不怕疫情,是因为有医务人员挡在我们和疫情之间,是因为全体中国人在危急时刻可以站在一起共同面对。这是会让人瞬间充满勇气的,我们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