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日月之心，精品影评强迫控+多元宇宙漫游者 阅读原文 非常冷门的问题。这个提问其实与所问本身有着异曲同工之感，任何事物但凡人们的关注度不够，也就随着岁月慢慢湮灭于时间的淘洗之中了。与一般的固有认知不同，很多这类冷门问题中不仅往往蕴含了丰富的知识，并且也可以出人意料地兼具趣味娱乐性，只是可惜关注者甚少，创作者们写出来通常也没有热度，阅读者寥寥，辛苦收集资料和笔耕科普的热情也就慢慢冷却了。如此一来，冷门问题也就更加缺乏关注和无人问津，进而形成了一个不利的循环。这个原本承载很多的问题已经提出十年，却鲜有人答，即使回答也仅是寥寥几笔，颇为可惜。 不过，作为一个经常回答冷门问题的人，我并不介意对这样一个被束之高阁近十年的好问题进行一答。而至于最终有没有人能够看到这篇回答，就全凭缘分了。 既是如此冷门的问题，按照以往经验，相信看到的人不会太多，就简单聊一聊吧。 本文已进行版权确权，并已授权委托维权骑士进行版权监控并维权，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创作不易，请勿抄袭、洗稿，违者必究。 毫无疑问，电影是会失传的。 而且如果将时间拉长，把视角放宽，从整个百年影史的角度来看待，失传的电影作品甚至比留存下来的更多。根据马丁·斯科塞斯的电影基金会统计，1894 年至 1930 年间，单在好莱坞，就有超过 80%的电影胶片永远消逝在了影史的长河之中。在 1930 年后，还有更多的好莱坞影片湮没在了时光荏苒中...... 实际上，最初引发我关注这个问题是因为一部阮玲玉主演的影片。几年前，机缘巧合下想观看阮玲玉的影片《三个摩登女性》，后来经过了解才得知，阮玲玉一生 29 部影片，流传至今的仅剩 9 部，而我想看的那部《三个摩登女性》也早已失传，只剩下寥寥几张剧照和两个极短的残片片段。事实上阮玲玉大量电影的遗失只是中国电影失传的一个缩影。根据程季华先生、李少白先生、邢祖文先生编撰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的考证记载，从 1905 年到 1937 年的 32 年间，中国制作了 1100 部以上可考证的电影故事片、戏曲片、动画片，无法详考的影片更是不计其数。而仅仅这可考证的 1100 影片中，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十年内战的炮火洗劫，又遭遇了十年的政治大浪后，完整流传至今的仅剩一百余部。 可见无论中外，电影失传都是一个非常普遍且严重的现象。 那么，电影为什么会失传呢？最简单的三个原因是：存储媒介的物理缺陷、天灾、人祸。 1949 年以前，电影通常采用硝基纤维胶片进行拍摄。而在 1909 年以前，硝基胶片也是唯一的电影拍摄和存储媒介。站在电影拍摄和制作者的角度，初用之下，硝基胶片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可是只要将时间拉长，从长达数十年甚至更加漫长时间的历史存储角度再来审视硝基胶片，就会发现它有两个无法令人忽视的天然缺陷：一、成像点会随时间流逝而逐渐分解；二、燃点很低，摄氏度五十度的温度就足以点燃硝基胶片。 硝基胶片本身的物理特性为各种毁灭电影拷贝的天灾提供了无比便利的条件。1924 年环球影业电影拷贝储存仓库大火，烧毁了大量储存的电影胶片；1937 年 7 月 9 日，福克斯影业储存仓库的大火，这家制片厂 1935 年之前的所有电影胶片几乎全部烧光；1967 年米高梅影业的火灾中，无数珍贵的电影胶片化为焦土；2008 年，洛杉矶环球影城火灾，四万多份电影胶片资料葬身火海。 倘若不是遭遇火灾，电影史上第一部公认的动画长片很可能将不再是迪士尼的《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Snow White and the Seven Dwarfs，1937），而是再往前 20 年的阿根廷动画长片《宗徒》（El apóstol，1917），令人无比遗憾的是，这部作品的所有胶片都在 1926 年的一场火灾中化为乌有，只留下一些动画人物设定图供后人遐想。更令人惋惜的是，《宗徒》的导演及编剧奎瑞罗·克里斯蒂安尼（Quirino Cristiani）多年后还曾拍摄制作过有声动画短片，不幸的是受限于当时阿根廷有限的技术条件和存储环境，奎瑞罗的动画作品后来没有一份拷贝保存下来，这也致使整个电影史的记载中，奎瑞罗的名字几乎无人提起。 与之类似遭遇的还有 1913 年版的《狼变记》（The Werewolf，1913），这是电影史上第一部讲述狼人的影片，电影中首次出现了全身赤裸的女狼人。这部影片本应成为人们研究狼人文化及宗教象征的重要作品，可惜的是，该片在 1924 年环球影业的胶片仓库大火中被毁，如今只留下了寥寥几张剧照。 无数被火焰吞噬的电影中，最令人感到扼腕叹息的其中一部便是著名导演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于 1938 年拍摄的《太多约翰逊》（Too Much Johnson，1938）。这部影片拍摄完成后，由于与版权方派拉蒙影业存在合同争议，这部影片从拍摄完成起就始终被派拉蒙的禁映令禁止放映，因此奥逊·威尔斯从未完成这部电影的剪辑工作，整部影片的胶片就静静地躺在威尔斯的储物箱底整整 30 年。到了 1968 年，威尔斯在西班牙马德里的别墅中翻找旧物时无意间从储物箱里将它翻了出来，随后对胶片进行了检查，发现胶片竟然完好无损。威尔斯在事后回忆再次发现《太多约翰逊》母片胶片的神奇感受时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我对它进行了仔细检查，它完好无损，胶片上没有任何划痕，好像以前只用它放映过一两次，因此当时它的质量依然很好。” 只可惜此时的版权仍旧在派拉蒙的手中，因此影片依然无法公开放映。两年后的 1970 年 8 月，奥逊·威尔斯位于马德里的别墅遭遇了一场火灾，这部影片当时被认为的唯一一份胶片在这场大火中付之一炬，影片至此失传。 直至四十三年后的 2013 年，在意大利波德诺内(Pordenone)的一个仓库中，人们无意间发现了一份《太多约翰逊》35 毫米胶片拷贝，随后这份珍贵的拷贝被送往乔治·伊斯曼博物馆（George Eastman House）进行修复和保存。尽管意大利发现的这份拷贝并非完整版，但它依然保存了这部影片 67 分钟的镜头，经过修复及剪辑，最终 40 分钟的成片在电影拍摄完成的七十五年后，于 2013 年 10 月，历史上首次向观众公映。对于一部失传四十余年的影片，这已经是能够获得的最好结果了。 与之相似遭遇的还有 1899 年版的《埃及艳后》（Cléopatre，1899）。这部影片由大名鼎鼎的世界电影导演第一人、电影特效之父、戏剧电影之父乔治·梅里爱（Georges Méliès）执导制作完成。这是世界上第一部讲述埃及艳后的影片，也是第一部“木乃伊”电影，加之又出自梅里爱之手，因此具有重要的参考和研究价值。 这部影片最后的出现记录可以追溯到 1934 年 2 月 15 日。当时导演塞西尔·B·戴米尔（Cecil B. DeMille）即将拍摄 1934 年版《埃及艳后》，因此向制片厂申请为剧组放映这部梅里爱制作的老版《埃及艳后》。由于在洛杉矶找不到影片的拷贝，所以制片厂便从纽约的福克斯办公室里借到了这部电影的拷贝，但当时的塞西尔·B·戴米尔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历史上最后一次关于这部电影的出现记录。随后 1937 年 7 月 9 日，一场火灾几乎烧光了福克斯影业当时的所有库存胶片，从此 1899 年梅里爱版《埃及艳后》被认为失传。 近七十年后的 2005 年，这部影片的拷贝一度认为被法国一位喜欢收藏电影的地产商在巴黎郊区再次发现。发现地在很多年前曾是一家冶银厂，据当地居民回忆，多年前冶银厂经常处于数个车皮拖来无数废旧胶片倾倒进回收池炼银的繁忙景象。这部影片拷贝当时和其他几部梅里爱的影片拷贝一起堆放在一个箱子里。影片拷贝不久后被法国龙虾电影公司(Lobster Film Company）收购，随后这几份拷贝在拍卖会上被拍卖。然而，不久之后人们便沮丧地发现，那盘被认为是梅里爱版《埃及艳后》的影片实际上是他的另一部电影《德尔斐的先知》（L' Oracle de Delphes，1903），它最初只是被错认为是 1899 版的《埃及艳后》。在空欢喜一场后，梅里爱版的《埃及艳后》至今依旧遗失，或许它已彻底消失在了历史的风雨之中。 除了火灾，还有很多电影胶片是由于电影本身并未获得人们的广泛关注，缺乏热度，因此被认为储存价值低，不受到重视，于是在随后的漫长岁月里缺乏维护，因而胶片成像点逐步分解，导致电影影像画面消失或残缺，甚至有些电影胶片直接风化碎裂。 除以上原因外，由于硝基胶片的感光剂是诸如溴化银等银的卤化物构成，因此在尚未出现家用电影系统的制片厂时代，以逐利为导向的片厂老板们普遍认为存储大量难以重映的旧电影胶片不仅需要白白耗费不菲的仓储费用，还要承担额外的管理和维护成本，与其如此，不如将这些再也用不上的旧电影胶片卖给炼银厂回炉炼银，以此废物再利用，赚取一笔额外的利润。 这种时代背景下，大量旧电影胶片被送入炼银场的回收池，从此告别了这个世界。在 1920-1930 年代，仅米高梅影业一家，其影片仓库就有规定，凡是票房低于 30 万美元的电影拷贝，全部送往炼银厂回炉。由于此时正处于无声默片向有声电影快速过渡的阶段，因此电影业界普遍存在着无声电影在有声电影的巨大冲击下彻底沦为毫无价值老古董的观念，故而大量的无声电影胶片在这个阶段被各大制片厂送入了炼银厂中。1923 年讲述毒品导致人性堕落的影片《人类残骸》（Human Wreckage，1923），以及哈里·兰登（Harry Langdon）人生中的最后一部作品《心脏病》（Heart Trouble，1928），甚至于当时如日中天的喜剧王者查理·卓别林（Charles Chaplin）的影片《她的强盗朋友》（Her Friend the Bandit，1914）都被片厂清理掉了。《她的强盗朋友》直至近七十年后的 2006 年，才在一位电影收藏家的手中发现了一份残片拷贝，最终得以重见天日。 1909 年，柯达公司研制出了一种 35 毫米的防火胶片，这种胶片在耐高温和防腐蚀方面明显优于硝基胶片，因此一经推出，就被一些制片厂尝试采用。然而，人们不久就发现，防火胶片也有其缺陷，防火胶片包含的增塑剂成分会让胶片的质地变得干燥而脆弱，用不了多长时间，胶片就有一定概率发生干燥破裂的状况。因此仅仅一年以后，各大制片厂再次使用回了硝基胶片，这一用就是 40 年。 时间到了 1949 年，经过研究人员的不懈努力，新型的 35 毫米安全胶片——醋酸纤维胶片面世。这种胶片不但耐高温，耐腐蚀，并且不易碎裂，似乎解决了过往胶片的一切问题。可是电影收藏家们很快就发现了醋酸纤维胶片也存在特有的物理缺点。尽管醋酸纤维胶片耐高温抗腐蚀，但是它会随着时间推移加速褪色，并且如果气温骤降，则会引发“醋综合症”反应，这种化学反应会导致醋酸纤维胶片自行分解。这种情况下，电影长期的存储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因此无论使用哪种胶片来保存电影，其实在漫漫历史中都是在与上帝争夺时光。 除却胶片本身的物理缺陷和天灾原因，人祸因素也是电影失传的重要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战争和政治行为。 受此类影响而失传的最著名电影就有俄国电影之父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M. Eisenstein）导演的前苏联影片《白净草原》（Бежин луг，1937）和精心制作的德国纪录片《信仰的胜利》（Der Sieg des Glaubens，1933）。 1933 年爱森斯坦的电影《墨西哥的惊雷》（Thunder Over Mexico，1933）在北美遭遇票房重创后，他的创作重心之后重新回到苏联。三年后，他在苏联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有声电影《白净草原》。这部影片花费了当时的两百万卢比，拍摄耗时两年，爱森斯坦规划出了三个不同版本的故事，可是正当影片拍摄工作进入尾声之时，他接到了克里姆林宫官方的命令，禁止这部影片的继续拍摄。官方并没有给出禁令的具体原因，但由于影片的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十一岁农场男孩引发的一场伟大革命，电影用诗意的手法描写了反应现实题材的生活，因此据传政府高级领导层中有人批判该片犯了形式主义错误，并且怀疑爱森斯坦在美期间受到了美国思想的腐蚀，是帝国主义派回来用文化瓦解苏维埃阵营的间谍，故而影片的每一寸胶片都被置于放大镜下仔细研究和加工解读，最后以一种讳莫如深的模糊理由，禁止了影片的继续制作。这部电影的胶片最终被苏联政府带走，存放在一个特殊的储藏仓库内。后来根据苏联官方的说法是，这个影片储藏仓库在二战期间被德军的空袭轰炸所摧毁，所有存放的电影胶片都在战火中损毁。但更为普遍流传的说法是，战前这部影片的胶片就已经遭到苏联政府的销毁。据说另一份被爱森斯坦暗藏起来的拷贝，也在他逝世后的第二天被来到他家进行搜查的政府官员带走处理，至此该片彻底失传。 直至 60 年代中期，爱森斯坦藏于另一处的电影胶片被人发现。他将整部电影每个镜头开始与结束的相关画面各保留了一帧的胶片。此后根据留存下来的影片剧本、分镜稿和拍摄笔记，电影修复专家们将这些不连贯的胶片画面重建组合在了一起，形成了一部时长 31 分钟的宛如不连贯幻灯片一般的静态残片，却仍使得后人得以一窥这部影片原本应有的面貌，也算是让后世的观众对于此片的失传找回了些许安慰。 与《白净草原》际遇相似的是德国纪录片《信仰的胜利》。很少有人知道大名鼎鼎的《意志的胜利》（Triumph des Willens，1935）其实翻拍自《信仰的胜利》，两部影片的导演都是德国才女莱妮·里芬施塔尔（Leni Riefenstahl）。在《信仰的胜利》中包含了纳粹二号人物恩施特·罗姆（Ernst Julius Röhm）的相关镜头，罗姆是纳粹冲锋队——“褐衫军”的领导人，也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SDAP)党魁显而易见的未来接班人，他与希特勒政见长期相左，公开对立，已经对希特勒的政治地位产生了严重的威胁。1934 年 6 月 30 日，为了铲除罗姆，希特勒密令党卫军将冲锋队的大部分高层领导人逮捕并处决，罗姆也死在了党卫军的枪下，一夜之间希特勒的政治威胁势力被斩草除根，史称“长剑之夜”。事后，为了进一步降低恩施特·罗姆生前的影响力，希特勒下令要将其名字在德国历史中抹除，因此焚烧了所有与之相关的资料，而包含了他镜头画面的《信仰的胜利》也不能幸免。尽管希特勒本人曾对自己在《信仰的胜利》中挥斥方遒的英伟形象表示眷恋，然而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无法将影片中包含罗姆的所有画面完全抹去，因此只能忍痛将这部影片彻底销毁。但希特勒又对这部展现其领导下德国强盛繁荣的影片心存不舍，于是再次邀请来导演莱妮·里芬施塔尔翻拍出了一年后的那部《意志的胜利》。 被普遍评价为有才无德的里芬施塔尔拥有着传奇的一生，她曾数次死里逃生，军事法庭审判、海中水下拍摄心脏停搏、直升机坠机，这些死神安排的精密陷阱都没能取走她的性命，因此一直传言她始终相信《信仰的胜利》也定然逃脱了当年的劫难，依然留存在世间的某个地方。 近六十年后，1990 年代，年逾八旬的里芬施塔尔到英国讲学时，一位观众将一个大号牛皮信封包装的包裹扔上讲台时 ，所有人都以为是炸弹恐怖袭击，四散逃窜，只有她依然站在原地没有退缩。事后当她拆开包裹，发现里面竟是一份《信仰的胜利》拷贝时 ，她说：“我早就猜到是它，我几乎可以闻出它的气味。我始终相信，它继承了我大难不死的基因。”事后根据溯源调查，这份拷贝源自于 1934 年 4 月莱妮·里芬施塔尔曾访问英国，在各大学均发表过演讲，并以《信仰的胜利》为例介绍和探讨她的纪录片拍摄技巧。在这次访问中，至少有一份电影拷贝被复制，而这份六十年后再次发现的拷贝就是当年一路辗转幸存下来的胶片。 这份拷贝中，开场白部分的影像可能是从屏幕投影中拍摄而成，但剩余部分的影片均是从胶片中直接被复制拷贝出来的。由此，《信仰的胜利》比《白净草原》更加幸运，在六十年后，以几乎完整的面貌重归人间。 或许很多人会认为，只有那些并不卖座，不被人关注，缺乏广泛影响力的不知名影片才会因为缺乏保护而失传。殊不知在白驹过隙的斗转星移间，时间一视同仁地对待着每一个不同的事物，任何影片都有在时过境迁后失传的可能，包括那些曾经备受追捧、荣耀加身的名作。 比如，曾获得过奥斯卡奖却依旧失传的影片《众生之路》（The Way of All Flesh，1927）。这部电影的男主角埃米尔·雅宁斯（Emil Jannings）凭借本片获得了第一届奥斯卡金像奖影帝的桂冠，可是这部影片此后也成为了唯一失传的奥斯卡奖获奖作品。 1927 年 10 月《爵士歌王》上映，第一次让全世界的人们在电影的世界里听到了声音；1930 年，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的影片《安娜·克里斯蒂》（Anna Christie，1930）轰动全美，所有人都为她独特而富有魅力的嗓音而疯狂激动，“嘉宝说话了！”成为当时的头条新闻，人们奔走相告。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各大制片厂都将有声电影视为未来的方向，而过往的无声影片则逐渐成为了片厂眼中的弃子。这种情况下，此后的多年里好莱坞制片厂一直在疯狂地为有声电影腾挪空间，大量默片被送往炼银厂，甚至直接遭到丢弃。也正是这个时期，就连曾获得了奥斯卡奖的无声电影《众生之路》也就此遗失。多年后，有消息披露，是由于《众生之路》的主演埃米尔·雅宁斯在二战期间曾回到德国替纳粹拍摄电影，因此被当时派拉蒙片库主管的犹太人所记恨，所以这个犹太主管将 1940 年新版《众生之路》的拷贝装进了 1927 年老版《众生之路》的胶片铁盒中以通过审查，而被替换出的老版《众生之路》胶片则被他悄悄放入了开往炼银厂的废弃胶片运输车上。从此这部影片失传。 后来人们发现，在 1940 年的纪录片《奥斯卡金像奖之旅》（Cavalcade of the Academy Awards，1940）中有一个仅仅出现两秒且质量很差的该片剪辑镜头出现；之后在北伊利诺伊大学发现了一组名为《电影里程碑》（Movie Milestones）的 17 分钟连续幻灯片作品，这支作品由四部影片的剧照剪辑镜头组成，包括《十诫》（The Ten Commandments，1923 年）、《老铁壳》（Old Ironsides，1926 年）和《前线后方》（Behind the Front，1926 年），最后一部影片正是《众生之路》，人们从这组幻灯片作品中回收到了部分该片的稀有剧照。而这些照片也是这部影片仅存于世的最后一点痕迹了。 在好莱坞的失传电影中，有一部当年引起轰动的卖座影片最终的境遇令人无不感到啧啧称奇，它就是著名恐怖惊悚片《午夜伦敦》（London After Midnight，1927）。 《午夜伦敦》普遍认为是美国最受欢迎的失传电影，这部影片至今仍在美国电影学会的“遗失电影”名单上，并且时至今日依然有人在锲而不舍地寻找它的踪迹，2019 年就有电影侦探根据新线索一路追寻，不过最终依然无果而终。 这部影片甚至牵涉到一起凶杀案，进而愈发增强了它的传奇色彩。一名年轻的男性观众在观看完《午夜伦敦》后不久，回到家中便杀害了自己的女友。遭到逮捕后的庭审现场，凶手声称是朗·钱尼(Lon Chaney)在电影中塑造的吸血鬼形象让他一时之间精神错乱，并将朗·钱尼塑造的恐怖形象引发他出现了暂时性精神障碍作为主要辩护手段，不过法官最终并未采信他的证词。 《午夜伦敦》胶片保存的最后在册记录为 1967 年，当时的库存记录显示，米高梅影业留下的最后一份电影拷贝存放在 7 号保险库中。然而不幸的是，两个月后，米高梅的影片存放仓库遭遇大火，整个 7 号保险库都被熊熊火焰吞噬，存放的所有胶片也都付之一炬。令人感到非常难以置信的是，这么一部当时极受欢迎的影片，在随后的半个世纪中，竟再未在民间发现任何一份留存下来的拷贝。 最终这部遗失的电影只留下了一组影片拍摄现场的剧照和一个原始剧本。2002 年，美国特纳经典电影频道(Turner Classic Movies, TCM)委托修复专家及制片人瑞克·施米德林(Rick Schmidlin)利用流传下来的剧照和幸存的原始剧本，对这部当年备受追捧的著名影片进行了 45 分钟的静态影像重建还原。2003 年，这部静态影片被加入至“朗·钱尼收藏”DVD 套装中。这也是目前唯一能够勉强一睹《午夜伦敦》风采的方式了。 另一部有着相似显赫背景的著名失传影片就是活在传说中的《贪婪》（Greed，1924），这部电影的完整原版已经在时间隧道中彻底遗失。 这部影片是米高梅影业的第一部长片电影，也是影史第一部采用实拍外景的影片。电影由著名导演埃里克·冯·施特罗海姆（Erich von Stroheim）执导。 尽管完整原版已经失传，但这部影片依然在 1991 年因“具有文化、历史和美学意义”而入选美国国家电影名录（The National Film Registry）；1998 年美国电影协会（American Film Institute）评选的美国最伟大的 100 部电影，该片也名列其中；该片还被著名电影评论家罗杰·艾伯特（Roger Ebert）和史蒂文·杰伊·施奈德（Steven Jay Schneider）备受推崇；在任何经典电影的榜单中几乎都能看到该片的一席之地。 最初，影片拍摄完成后，导演埃里克·冯·施特罗海姆剪辑出了长达九个半小时的原始版本，施特罗海姆坚持认为哪怕少一个镜头该片都不再完整。历史上仅有十二人看过这个版本，其中两位当时知名的影评人都曾在看过原始版后，发表评论称这部影片给他们留下了值得铭记一生的强烈印象。 然而，九个半小时的超长时长令米高梅高层无法忍受，制片人欧文·撒尔伯格（Irving Thalberg）强令施特罗海姆将拍摄的 42 盘胶片剪辑到 24 盘，施特罗海姆对此不予接受。为了防止影片被破坏，施特罗海姆亲自参与剪辑，他原计划将电影分为上下两部影片分别进行发行，可是他的想法被撒尔伯格无情地拒绝了。看过这部影片完整版的资深剪辑师雷克斯·英格拉姆(Rex Ingram)被影片深深打动，他自愿且免费地尽了最大努力将电影剪辑到了 18 盘，并诚挚地告诉施特罗海姆和撒尔伯格，为了影片的品质已经无法再多剪哪怕一帧的镜头，18 盘的容量就是完整讲述这部电影故事的最低限度。可是撒尔伯格依然无视了雷克斯的忠告，转手将胶片交给了另一位剪辑师琼·马西斯（June Mathis），命令他将电影再次剪辑到 10 盘，并在各段落中增加文字标题以弥补叙事上的空白。最终影片被从九个半小时剪到六个小时，再从六个小时剪到四个小时，并最终剪到了后来公映的 140 分钟。愤怒的埃里克·冯·施特罗海姆拒绝在这部影片中署名，乃至于后来的二十余年间他从未看过这部自己呕心沥血拍摄的作品。 直到 1950 年，认为自己已经对此事彻底放下的施特罗海姆，在巴黎看到这个被剪得残缺不全的公映版本时，他依然忍不住失声啜泣道：“对我来说，这就像看到了一具残缺不全的尸体。在小小的棺材里，只看到里面布满着尘埃，闻到一股恐怖的味道，找到的只是散落在这里的一块小小脊椎，那里的一片破碎胛骨。” 后世普遍认为《贪婪》是默片时代现实主义题材的代表作，它有着可以媲美甚至超越《一个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1915）的伟大特质，然而遗憾的是，这部影片的完整版胶片在电影上映后就被米高梅高层直接销毁了。 影片于 1924 年 12 月 4 日公映，可是公映之后票房却一败涂地。究其原因，两个因素最终造成了这样的结局，除了原本完整的故事被大幅删减和剪辑得支离破碎带给观众的不良体验外，由于埃里克·冯·施特罗海姆的激烈对抗触怒了米高梅高层，米高梅影业由始至终都未对该片进行任何广告宣传，最终导致了这部影片在商业市场上以失败收场。 为了进一步向施特罗海姆彰显米高梅的态度，这部影片上映之后，剩余未被公映版采用的所有电影胶片立刻被下令送往了炼银厂的回收炉，一位米高梅高层人员曾丢下狠话：“提炼出的硝酸银也比这部影片值钱。”至此，原始完整版的《贪婪》彻底失传。 1997 年，在对埃里克·冯·施特罗海姆的纪录片《你爱恨的人》(The Man You Loved to Hate，1979)进行研究时，导演金·伊夫利斯（Kim Eveleth）发现了一组此前不为人知的《贪婪》拍摄现场的剧照，这些剧照恰好来自于《贪婪》被剪掉的多段情节中的过渡部分内容，这个发现为后来修复这部影片奠定了基础。 1999 年，在 140 分钟公映版的基础上，加入了金·伊夫利斯发现的那组剧照作为静态转场情节补充，再结合长达三百页的原始剧本进行重新编排，最终制作出了目前的 239 分钟修复版，而这也是现代影迷能够观看到的《贪婪》最佳版本了。至于 9 个半小时的原始版本，在令后世影迷扼腕叹息的同时，大家最终也不得不承认，或许只有在天堂，得到上帝的默许后才能有幸一睹它的风采了。 大多数失传影片都湮没于不断向前的岁月车轮之中，然而也有极少数的幸运儿得以重见光明。 篇幅所限，无法介绍更多诸如《理查三世》（Richard III，1912）、《与众不同》（Anders als die Andern，1919）、《倒霉》（Hard Luck，1921）、《雪橇岭》（Sleigh Bells，1928）、《内陆惊魂》（Wake in Fright，1971）等相对不那么为人知晓的寻回影片，这里我只能挑选几部最为有名失而复得的影片作为例子，来向大家介绍这些称得上“奇迹”的幸运儿。 其中最负盛名的失传寻回影片就是人尽皆知的科幻经典《大都会》（Metropolis，1927）。这是 2001 年第一部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Memory of the World-Register）的电影；被梵蒂冈列入其“艺术”类别名单的 45 部“伟大电影”（Great Films）的影片；1998 年 10 月被《Premiere》杂志选为“震撼世界的 100 部电影”（100 Movies That Shook the World）之一；由著名电影评论家史蒂文·杰伊·施奈德（Steven Jay Schneider）入选“死前必须看的 1001 部电影”（1001 Movies You Must See Before You Die）；是被列入著名影评人罗杰·艾伯特（Roger Ebert）的“伟大电影”名单的影片之一；在 2018 年 BBC 进行的电影评论家投票中，位列非英语最佳电影排名第 16 位；这部影片甚至是阿道夫·希特勒最喜欢的电影之一。 你很难想象，这样一部备受推崇的划时代经典作品的完整版本竟然失传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大都会》当年的制作成本为 500 万德国马克，换算通货膨胀因素后相当于如今的 2.4 亿美元，是那个时代最昂贵的电影，高昂的制作成本几乎让 UFA 电影公司 (Universum film)破产。影片动员了超过两万五千名群众演员，戏服多达五百万套，拍摄时间接近两年。导演是大名鼎鼎的德国天才电影人弗里茨·朗（Fritz Lang），编剧是他当时的妻子特娅·冯·哈堡（Thea von Harbou）。 这部影片自诞生起，就与纳粹之间联系紧密。特娅·冯·哈堡此时尚未加入纳粹，但已经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狂热支持者，因此在剧本创作中，暗含了德国在纳粹的带领下将在未来创造出近乎完美大都会的美丽愿景。影片制作完成后，描绘出的未来大都会磅礴景象令所有人都为之震撼，当时不仅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约瑟夫·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近乎所有纳粹高层都对这部影片感到着迷，他们将影片中的未来都市构想和社会结构遐想视为一张理想的社会蓝图。由于弗里茨·朗是犹太人，后来出于对这部影片的喜爱，在希特勒的首肯下，戈培尔特意会见了弗里茨·朗，并以元首赏识他的聪明才智和远见卓识为由给了他颁发了特别通行证，这在当时德国的政治环境下是极为罕见的。会见弗里茨·朗时，戈培尔甚至告诉他，尽管他有犹太血统，但帝国可以授予他荣誉雅利安人称号，并对他说：“朗先生，谁是犹太人，谁不是，由我们来决定。”不久后，对纳粹行径渐渐感到忧虑和危险的弗里茨·朗就利用这张特别通行证流亡到了法国，之后又前往了美国。 由于影片牵涉政治因素，因此影片上映后历经审查删改，最终以 153 分钟的版本正式公映。此外，尽管电影受到热烈欢迎，可是耗资过于巨大，直至影片在院线下线仍未收回成本，这也致使该片成为了一部亏损严重的影片。这种情况下，片厂不愿再为其枉费胶片储存和维护费用，于是电影拷贝和其他被认为无用的剪辑胶片一起被制片厂尽数销毁。 所幸这部影片当年的发行范围甚广，因此并不乏影片拷贝流传。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几十年下来，人们渐渐发现留存下来的《大都会》拷贝都是经过删减或重新剪辑的外国发行版本，所有拷贝中均丢失了原版影片里超过四分之一的内容，因此完整版的《大都会》在影史上一直被公认为失传。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 2008 年。电影收藏界一直知晓一个信息，一份《大都会》的 35 毫米原始拷贝于 1928 年被出口到了阿根廷，关于这份拷贝的阿根廷官方记录最后的记录时间为 1950 年代，之后这份拷贝就被认定丢失了。但是按照阿根廷当时的电影胶片储存习惯，由于 35 毫米的硝基胶片存在易燃风险性，因此保管员通常会对知名影片制作一份更容易保存的 16 毫米胶片拷贝留存。基于这一点，阿根廷电影历史学家兼收藏家费尔南多·马丁·佩尼亚（Fernando Martín Peña）曾听阿根廷电影运营商提起过，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时放映过时长超过 2 小时的《大都会》版本，而多年来流传的《大都会》版本均只有 100 分钟左右，这一点引起了费尔南多的注意。经过不懈的追溯，费尔南多发现当年的《大都会》拷贝很可能成为了捐赠给布宜诺斯艾利斯电影博物馆私人收藏品的一部分。在多次申请后，费尔南多终于获得了搜索博物馆档案的许可，之后他在海量的馆藏中最终找到了那份幸存的《大都会》16 毫米完整版拷贝。 不过令人略感遗憾的是，在随后的胶片检查中，电影专家们意识到这个拷贝版本的影像画质相对较差，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它复制于原本的 35 毫米胶片，而原来的 35 毫米胶片上本来就已经累积了多年放映和使用后产生的磨损和毁坏，这些磨损与毁坏的痕迹在复制时，也被原封不动地复制到了 16 毫米的拷贝中。另一方面，从 35 毫米胶片复制到 16 毫米胶片的过程中，也意味着原版胶片画框边缘的部分影像画面出现了丢失。不过尽管出现了以上不利的情况，但这次发现也有着令人感到欢欣鼓舞的一面，这份拷贝几乎包含了此前版本的《大都会》所有丢失的约 25 分钟的镜头。 不久后的 2008 年 10 月，又一个好消息传来。智利大学的电影图书馆宣布他们发现了另一份更早版本的 9.5 毫米的原版《大都会》拷贝。为避免这份拷贝在 1973 年的智利政变事件中被销毁，因此当时的保管员故意替换了影片名称标签，所以日后的多年里，这份《大都会》的拷贝都被误认为是另一部影片。 2010 年，那份于 2008 年在阿根廷发现的 16 毫米拷贝中重现天日的遗失镜头已经被尽可能地清理干净并修复，随后结合了当年在智利发现的 9.5 毫米拷贝中的部分遗失镜头，重新将画面设计成 4:3 比例以匹配影片的原始版本，并根据流传下来的电影原始剧本重新进行了剪辑制作。在将近八十年后，经过一代代电影人的锲而不舍，除了少数一些遗失片段外，这部旷世之作 145 分钟的几近完整版终于再次出现在了观众们的面前。 有着同样传奇经历的另一部电影是 1910 年的初版《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1910）。 这部影片是历史上第一部改编自玛丽·雪莱（Mary Shelley）原著小说《弗兰肯斯坦》的作品，也是演员奥古斯都·菲利普斯（Augustus Phillips）的电影处女作。初版的《弗兰肯斯坦》与后世翻拍版本中最大的不同在于，后世版本影片中的弗兰肯斯坦均是通过不同尸体的身体部件缝合拼接而成，而这部影片中的弗兰肯斯坦是唯一一个完全通过化学药物制造的方式诞生出的怪物，影片中科学家使用了大量化学物质和神秘配方的混合药剂创造出了“科学怪人”。这个版本拍摄弗兰肯斯坦诞生的过程是将一个精心化妆的假人进行焚烧，然后将焚烧过程的影像倒放，从而完成了弗兰肯斯坦诞生的画面。 这部影片自 1910 年上映后，就再也没有关于它的记录，电影界普遍认为影片拷贝在电影公映后不久就遗失了。唯一流传下来能证实这部影片存在过的除了影片剧本、电影海报，还有弗兰肯斯坦的扮演者查尔斯·奥格尔（Charles Ogle）的几张怪物模样的剧照。 1940 年代，在青年时期曾观看过这部恐怖片而留下深刻印象的希特勒曾在占领法国期间对这部影片进行大规模搜索，却无果而终。直至 1963 年，美国威斯康星州的电影收藏者阿洛伊斯·戴洛夫（Alois F. Dettlaff）看到电视新闻，新闻上说有电影学者在一本 1910 年三月号的电影杂志上发现了关于这部影片的剧情描述和数张相关剧照，戴洛夫这才意识到新闻中出现的这部绝版影片竟然就在自己手中，且如此稀有。这部影片的拷贝是 1950 年代戴洛夫从他同样喜欢收藏电影的岳母手中购得的。最终，戴洛夫在 1970 年代中期将这部影片的存在公之于众。 这份历经五十多年才重新被人发现的拷贝后来经过仔细检查，发现除了胶片出现了小部分损坏外，影片依旧处于可放映状态，并且带有 1910 年原版的片名及当时胶片影片特有的色调。2010 年，阿洛伊斯·戴洛夫和发行商合作，用这部绝版影片制作了 DVD，并成功卖出了 1000 套。 众多失传影片中，有一部电影的找回过程堪称戏剧性。它就是 1912 年公映，1914 年就被认定遗失的电影《在黑夜与冰山》（In Nacht und Eis，1912）。 这是影史上第一部关于泰坦尼克号撞击冰山沉没事件的灾难影片。尽管受限于当时的拍摄技术条件，影片中出现的大多数沉船场景的特效都是用游轮模型在巨型水缸中拍摄完成的，但在那个时代这已经是划时代的技术突破，并且影片 30 分钟的片长已经超出同时代正常电影三倍的平均片长，属于那个时代罕有的水上电影长片。 可是这部电影在上映后不久，连只言片语的文字记录都未留下，胶片拷贝就皆尽丢失了。从此，几代人对于此片都只闻其名，不见其影。直至 1998 年 2 月，大导演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拍摄的 1997 年版《泰坦尼克号》上映两个月后，一位德国电影收藏家在看过《泰坦尼克号》并翻阅相关资料后，才惊讶地发现自己私人影片库房里那部讲述沉船的电影竟然是史上第一部讲述泰坦尼克号的影片《在黑夜与冰山》。由此，这部遗失了近九十年的影片才再次回归人们的视野。 提到失而复得的知名影片，有一部电影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它就是丹麦艺术电影之父卡尔·西奥多·德莱叶（Carl Theodor Dreyer）自编自导的著名电影《圣女贞德蒙难记》（La passion de Jeanne d'Arc，1928）。 上文中《大都会》获得的所有后世荣誉，《圣女贞德蒙难记》也几乎无一例外的全部获得了，并且在重新寻获这部影片的拷贝前，它在《视与听》（Sight & Sound）两次评选的影史十大佳片中分别名列第七和第十位。2012 年，影片失而复得后，在最新一次《视与听》的影评人投票中，它被评为影史最伟大的电影第九名，这足以证明《圣女贞德蒙难记》的品质即使不靠传说来渲染，依然能够征服观众。 这部耗时一年半制作完成的电影，在上映前，影片刚完成初版的原始剪辑没多久，1928 年 12 月，导演卡尔·西奥多·德莱叶就得知柏林存放胶片的仓库意外起火，电影胶片母带在火灾中烧毁。由于无法重新进行拍摄，德莱叶不得已从原本被剪辑掉的电影片段中重新选择了部分镜头加入成片之中。谁知影片上映后不久，这一版的影片胶片再次毁于火灾。至此，《圣女贞德蒙难记》失传。 1936 年，法国电影资料馆馆长亨利·朗格卢瓦（Henri Langlois）偶然发现了一部分《圣女贞德蒙难记》损毁严重的残片，可是由于毁坏十分严重，影片能够放映出的内容寥寥。 1960 年代，丹麦电影博物馆综合流传于世的各种本片的残片，一定程度拼凑出了影片的大致原貌，但由于影片取自各种胶片残片的片段，因此质量很差，且故事内容依然缺失严重，这个版本并不被卡尔·西奥多·德莱叶所承认。 1978 年，在一位曾在精神病院兼任放映员的意大利牧师的遗产中发现了几份电影拷贝，后来经过查验，其中一份正是失传多年的《圣女贞德蒙难记》的完整版本，同时还有另一部失传电影被发现，它是 1922 年的影片《燃烧的大地》（Der brennende Acker）。据传，发现这盘拷贝时，旁边的日志上记载着“0325 号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这么个玩意，幸亏放映活动被及时制止，否则可能不利于病人们恢复健康。” 影史长河中，有一些影片本身并未失传，但这些影片某些有着特殊制作工艺或不同剪辑的特别版本却遗失了。比如乔治·梅里爱广为人知的《月球旅行记》（Le voyage dans la lune，1902）的手绘上色版就曾失传近百年。 与大部分的梅里爱影片一样，《月球旅行记》也分为黑白版和彩色版同时上映，由于受当时的电影技术条件限制，彩色版只能将电影胶片逐份手绘上色，无法直接拷贝彩色胶片，因此十分稀有，且收藏价值更高。在影片上映之后的几年里，手绘上色版的《月球旅行记》逐渐销声匿迹，随后被认定失传。 近百年来，再没有人见过彩色版的《月球旅行记》，直至 1993 年，在巴塞罗那电影资料馆办公室的一个密码箱中发现了已经支离破碎的手绘上色版《月球旅行记》胶片，经过修复后，已经可以初窥这一彩色版本的风采，不过半数胶片损坏过于严重，专家们认为无法完全修复，因而依然留有遗憾。但是经过各家顶尖电影修复机构永不放弃的努力，经过 10 余年艰苦卓绝的各种尝试，在各类数字化修复技术的还原下，2002 至 2005 年，13375 张电影图像片段得以复原保存。之后的岁月里，又将黑白版《月球旅行记》部分片段画面进行重新上色加入彩绘版缺失的影像部分，再利用数字化手段对影片丢失帧的画面进行演算重建，最终在 2011 年经由洛杉矶彩印实验室为期一年多的最终抢修后，影片终于修复完成，总修复费用超过百万美元。 历经近二十年的修复工作，距离影片首次公映时隔百年后，彩绘版《月球旅行记》在意大利的波代诺内默片影展（Pordenone Silent Film Festival）上进行了小规模放映。 2011 年 5 月 11 日，修复后的手绘上色版《月球旅行记》在第 64 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首次公映，用以纪念梅里爱诞辰 150 周年，此时距离这部影片问世已过去了 109 年。 众多失传电影的名单中，没有哪部电影比 1939 年影片《天色破晓》（Le jour se lève，1939）的失传原因更令人感到匪夷所思、荒诞不经了。 1947 年，雷电华电影公司（Radio Keith Orpheum）决定翻拍这部法国影片，定名为《漫漫长夜》(The Long Night，1947)，由安纳托尔·李维克（Anatole Litvak）担任翻拍版导演及制片人。然而影片翻拍出来后，安纳托尔却感到无比焦虑，因为倘若和原版进行对比，翻拍版可谓一无是处。之后，基于安纳托尔不可思议的霸道逻辑，他认为只要将原版的《天色破晓》彻底从人们的视线中抹除，没有了对比，自己的《漫漫长夜》就能得到观众认可与卖座。 于是在安纳托尔·李维克的推动下，雷电华买下了《天色破晓》的发行权，并极尽所能从各大片厂、电影公司、电影收藏者手中搜罗购买该片的所有拷贝，并尽数销毁。在这种近乎疯狂的行动下，《天色破晓》一度失传。 值得欣慰的是，有人选择毁灭，就有人选择保护。法国电影资料馆馆长亨利·朗格卢瓦接到消息，并花重金买通了雷电华的一名清洁工，最终从销毁现场抢救出了一份拷贝， 多年后的今天，人们依然将《天色破晓》视为法国诗意现实主义的代表作，而安纳托尔·李维克导演的那部《漫漫长夜》却早已在厚厚的灰尘中被人们遗忘。 有些朋友可能想象不到，一部电影的失传对电影本身和制作者而言伤害究竟有多深。由于罕有人见过失传影片，在漫漫岁月流逝后，相关可考证据相继灭失在时光之中，最后甚至连这部影片原本是否真正存在过本身也渐渐成为了一个传说，成为了人们探讨和怀疑其真实性的一个楔子。 1959 年的影片《锁好你的女儿》（Lock Up Your Daughters，1959）就是这么一部颇具神秘色彩的传说中的影片。 这部影片重新走进人们的视野是由于英国 BBC 电视台举办了一个有奖竞猜的电视活动：经典影片《德古拉》（Dracula，1931）中饰演吸血鬼鼻祖德古拉的著名演员贝拉·卢戈西（Bela Lugosi）一生中曾在多部影片中饰演过德古拉，BBC 剪辑了他在不同影片中饰演吸血鬼的出镜场景，让电视观众竞猜这些镜头均出自哪些影片。随后，BBC 的热线电话被影迷们打爆，所有影片均被猜出，唯有这部据说出自《锁好你的女儿》中的镜头无人知晓。 随后电影爱好者们，尤其是贝拉·卢戈西的影迷们开始探究《锁好你的女儿》的出处。但是查阅过英国电影市场交易记录，或是询问老一辈的电影收藏爱好者，似乎没有任何人知道这部影片的存在，甚至找不到任何确切证据证明这部电影曾经上映过，同时在贝拉·卢戈西的自传里也没有只字提到过他曾主演了这么一部影片。就在多数人认为这部影片并不存在，那个众人没有见过的电影片段或许只是其他影片被剪掉的未采用镜头时，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之后有人在旧档案中发现了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颁发给这部影片的“X”级证书，且注明只允许 16 岁以上的青年人观看。接着，有影迷通过查询资料发现，这部影片由 E.J.范希（E.J.Fancey）担任制片人，组织拍摄制作，由早已不复存在的新王国电影公司（New Realm Pictures）负责发行，E.J.范希的公司还同时拥有英国地区贝拉·卢戈西电影制品的发行权，曾发行过卢戈西主演的一系列影片的剧照和海报。最关键的是，资深影迷之后将那个谜之电影片段与卢戈西的所有影片形象进行了仔细对比，发现电影片段中卢戈西的服饰与身后的背景布景不属于任何一部他参演过的已知电影…… 由此看来，这的确是一部已经失传的小规模发行过的小众电影吗？或者那个神秘片段只是来自卢戈西的试镜片段？面对如此古怪、复杂的状况，没有人能给出准确答案。或许只有等到电影拷贝真正现世的那一天，我们才会知道真正的答案。 问题是，即使这部电影真的存在过，它的胶片拷贝如今还存在吗？ 介绍了这么多国外失传和失而复得的知名电影，那么我们中国的影片有没有类似的例子呢？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影片失传的情况比国外更加严重。前文已经提到，经历了八年抗争、十年内战，又再历经十年的政治波浪后，大量的中国老电影在战火、自然灾害和政治运动中遭到损毁与遗失了，保守估计目前留存下来的 1949 年前的老电影不到 1/10。 中国第一部影片《定军山》（1905）失传，据说是在丰泰照相馆或大观楼的火灾中被烈火烧毁；中国第一部反映下层人民疾苦的影片《难为了妹妹》（1927）失传；第一部讲述花木兰故事，并在当时大受好评的《木兰从军》（1928）失传；阮玲玉主演的《洛阳塔》（1928）、《白云塔》（1928）、《劫后孤鸿》（1929）、《故都春梦》（1930）、《闲花野草》（1930）、《香雪海》（1934）等一系列影片失传；导演侯曜自编自导自演的诗意艺术电影《海角诗人》失传，哪怕是数十年后再次在意大利找到了这部影片的部分拷贝胶片，也仅是还原了这部原本 90 分钟电影其中 19 分钟的残片……中国失传影片数不胜数，即使列出满满三页遗失电影名单来也仅是中国失传电影中的沧海一粟。 那么中国是否也有曾经失传的影片后来失而复得的例子呢？毋庸置疑，也是有的。除了上面提到的 2010 年从意大利博洛尼亚电影档案馆回归中国的《海角诗人》19 分钟残片外，下面我还会例举其中几部数十年后得以寻回的著名国产影片。 其中就包括阮玲玉曾主演的失传电影《恋爱与义务》（1931），这部影片的寻回经历非常传奇。 《恋爱与义务》一般认为约在 1940 年前后失传，经过新中国成立前的战火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波澜，多数人都认为这部影片已经彻底灭失，几乎没有人还对这部影片能够再次重新面世抱有希望。 1973 年，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的李石曾先生在乌拉圭去世。李石曾先生一生极富传奇色彩，除知名的政治身份外，他也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和文物专家，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主持筹建故宫博物院、中法学院、中央研究院，且从事文化活动长达七十余载。李石曾先生结发妻子病逝后，又续弦两房，非故即辞，遂鳏寡至终，晚年其长期居住于乌拉圭，最终也于乌拉圭逝世。 离世后，由于李石曾先生在乌拉圭留有大量遗物，国民党政府派人前往乌拉圭对其遗物进行整理。在清点遗物时，在其中几个木箱中发现了李石曾先生与过往妻子的众多书信杂物外，还在其中一个木箱中发现了数盘精心保存的电影拷贝，其中一盘正是阮玲玉失传三十余年的《恋爱与义务》完整版拷贝。随后，《恋爱与义务》的电影拷贝随着其他遗物一起被运回台湾。1991 年，李石曾先生的后人正式将这盘电影拷贝捐献给中国台北电影资料馆，这也是截至目前为止世界上《恋爱与义务》现存的唯一一份拷贝，因此成为了台北电影资料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经过修复后，《恋爱与义务》于 2010 年 6 月在中国台北、2010 年 12 月在中国北京分别作为阮玲玉回顾展的一部分再次面向公众放映。 除了《恋爱与义务》，另一部中国电影大师代表作的寻回同样有着深远的意义，这部影片就是中国第首部彩色电影导演、中国现代电影前驱的费穆先生在孤岛时期拍摄制作的作品《孔夫子》（1940）。 1937 年 11 月，淞沪会战后上海沦陷，上海租界区四面均被日军占领的沦陷区包围，仅租界内仍被日军势力未及的英法等国所控制，史称孤岛时期。当时的上海租界内，政治环境极其险恶，这个时期张善琨的古装片 1938 年版的《木兰从军》（1938）上映，影片借古喻今，轰动一时，掀起了拍摄古装片的热潮，但随即不久，就被大量粗制滥造的才子佳人类型的民间故事古装片所取代，其中春明公司制作的《孟丽君》上集（1940）就是这一时期无数古装劣作的代表之一，它创造了七天拍摄完毕、两天赶出拷贝的纪录…… 而在孤岛时期中国影坛的一片混沌之中，1940 年，费穆先生和民华公司的两位老板金信民先生、童振民先生却一反那时的影坛潮流，在当时制作一部电影平均成本为 8000 元左右的情况下，花费 16 万元的巨额成本和一年时间拍摄制作了严谨认真、大气庄穆的历史古装片《孔夫子》，不仅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对电影美学的艺术形式进行了新的探索，并且在“历史”与“戏剧”异同间进行了深入思考。这部影片无论是慢速运镜，还是精巧的摄影布局，都堪比俄国电影大师谢尔盖·爱森斯坦和日本女性电影大师沟口健二的任一代表作品。 电影制作完成后，于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收获一星期观众满场的佳绩，可是随后为了给戏院老板柳氏兄弟自己投资制作的影片《粉红金戈》（1940）让位，《孔夫子》短暂上映后就随即下线，最终惨淡收场。此后电影的胶片一直存放在上海民华公司的片库内。再之后，这部影片的胶片就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中遗失，影片一丢就是半个世纪。 2001 年，香港电影资料馆搜集组工作人员陈彩玉收到一份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发来的传真，有人称要将家中前人的遗物匿名捐献给博物馆，接收到这批匿名捐赠物后，香港电影资料馆的工作人员难以置信地看到捐赠名单中竟然出现了失传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电影《孔夫子》的大名。据香港电影资料馆修复组主任谢建辉先生对当时情景的回忆：一个生锈的金属罐中装有九卷胶片，其中八卷残片，一卷长片，金属罐开封时，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杏仁气味，这是硝基胶片分解后散发出的特有味道。 收到孤本胶片的香港电影资料馆之后便开始了漫长的修复工作。其间，费穆先生的铁杆影迷——导演田壮壮先生曾牵线马丁·斯科塞斯的电影基金会想要助力胶片修复工作，不过胶片的匿名捐献者认为将胶片修复工作发展成国际事件显得过于高调，因此婉拒了田壮壮先生的帮助。耗时八年后，2009 年，修复工作终于完成，时隔半个世纪后，这部电影在第 33 届香港国际电影节上再次公开放映。 略有遗憾的是，修复过后的 96 分钟版本更接近于 1948 年重新于海外迎回国内再次上演的海外版《孔夫子》拷贝，海外版拷贝的影片剪掉了很多费穆先生认为很好的情节，影片中最能体现“仁”的颜回从头至尾被剪掉了，孔子厄于陈蔡抚琴高歌的点睛之笔也没有了，因此看过这版影片后费穆先生非常生气，专门登报申明这一版《孔夫子》自己不予认可，此片与自己无关。可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不久后，就连重新迎回国内不被费穆先生认可的这个海外版《孔夫子》拷贝也再次失传。此次重新寻回并修复后的 96 分钟版本，之后也被考证较为接近当年曾短暂重现的海外版拷贝的故事内容。 而至于 1940 年，由费穆先生亲自制作剪辑的首映版影片，至今仍不知散落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 以上两部电影的寻回并没有得到媒体界的广泛关注，但有一部国产老电影的再次重现却在几年前被国内媒体广泛报道，它就是 1927 年以《西游记》为原型题材制作的影片《盘丝洞》（1927），这也是中国最早使用水下摄影机拍摄场景的影片。 《盘丝洞》是上海影戏公司出品的第九部影片，由但杜宇先生执导，殷明珠女士主演，而两人恰好又是夫妻。 早年间，但杜宇先生是上海滩小有名气的画家，时常承接画广告画、月份牌的工作，中国第一本个人漫画集正是他的作品《国耻画谱》（1919）。可是随着眼界渐宽，但杜宇先生深深感到绘画艺术在宣传教育民众方面，很难与电影艺术相匹敌，因此他转而投身电影业，自学摄影、洗印，不久后就拍摄了自己的导演处女作《海誓》（1921），而这部电影也正是但杜宇先生与殷明珠女士喜结良缘的桥梁。在《海誓》选择女主角人选时，他一眼便相中了殷明珠女士。当年殷明珠女士在上海滩人称“FF 小姐”，即“Foreign Fashion 小姐”，是上海滩最洋气的名媛之一。两人因戏结缘，随后成为了电影圈知名的伉俪，并在此后的岁月里合作了十余部影片。1927 年的《盘丝洞》也是夫妻二人合作的作品。 《盘丝洞》于 1927 年 2 月 2 日大年初一的“贺岁档”公映，随后便创造了当时的票房奇迹。1927 年，是中国电影的黑色之年，当年绝大多数电影公司都出现了不小的亏损，如声名显赫的上海明星公司当年就出现了两万元的年度亏损，而但杜宇先生的《盘丝洞》却收获了票房大卖，引发观众追捧。但杜宇先生从《盘丝洞》一部影片中就盈利五万元，不但添置了新的电影设备，还购置了小汽车。 在随后的年月里，《盘丝洞》胶片具体何时遗失，如何遗失，如今已经无法考证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1931 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及内政部属下的电影审查委员会开始禁查各类武侠片、神怪片，很多这一题材类型的影片因此“失踪”。之后又经历了连年战火，抗战期间日本曾对中国电影公司最为集中的上海地区进行过多次轰炸，上海明星公司的厂房、片库就毁于炮弹的烈焰之中。而后多数电影公司选择内迁南下，紧急的打包、路途运送中又散佚了无数拷贝。总而言之，据说从 1940 年代前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这部影片的拷贝。 七十多年后的 2011 年，挪威电影档案专家蒂娜·安卡曼（Tina Anckarman）在位于奥斯陆的挪威国家图书馆电影资料馆中对收藏电影进行整理编目时，无意中发现了已经失传七十年的《盘丝洞》拷贝。由于拷贝当时已经出现降解，若不修复，即将飞灰烟灭，于是紧急送往荷兰海奇电影修复实验室进行修复。2012 年 4 月，蒂娜的同事理查德到北京参加第 68 届国际电影资料馆联合会北京年会期间，不经意间与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同行聊起了这部中国古老影片的拷贝，由于拷贝的片名卡上写有“盘丝洞”的中文拼音和挪威文，因此当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工作人员得知这部电影很可能是《盘丝洞》时不由得欣喜若狂。随后经过接洽，挪威方面向中国电影资料馆发来了数十张影片截图，经过中方专家的鉴定，很快就确认了这部影片正是已经失传多年的《盘丝洞》。 之后根据溯源，专家们得知，这部当时在中国国内热卖的影片被出口至了挪威，1928 年 1 月 8 日，《盘丝洞》在奥斯陆的一家影院首映，并且连映六天，曾引发很大反响。之后这份拷贝就一直被保存在挪威国家图书馆电影资料馆中，直至被蒂娜发现。 稍感惋惜的是，寻回的这一版《盘丝洞》开头部分已经丢失，与原版 90 分钟的长度相比，目前的 59 分钟版本依然遗失了超过 1/3 的内容，其中最具观赏性的“孙行者七十二般变化”和“八戒忘形”等精彩段落均已遗失，这也让影片在叙事上形成了一定的断裂，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观感。 但即便如此，能够寻回这部影片已经足以令所有中国电影爱好者欢欣鼓舞，并且现存版本对于当年电影的细节展现依然妙趣横生，也再次得以让如今的观众有幸欣赏到时空隧道对面不同时代的电影文化。 2014 年 4 月 15 日，挪威国家图书馆正式无偿将这部影片的拷贝送回中国，87 年后，《盘丝洞》再次踏上了中国的故土。 然而，1929 年同样由但杜宇先生导演，殷明珠女士主演的续集影片《续盘丝洞》（1929）如今依然失传，不知飘落在世界的何方。衷心希望这部续集电影也能早日回归故乡的怀抱。 介绍完一系列中外知名电影失传与寻回的概况后，或许许多朋友认为电影失传更多是由旧时代的技术条件落后和动荡环境所导致的，在当今的和平环境与先进科技条件下，影片不可能再发生类似失传的悲剧，然而事实上情况其实并非完全如此。 我们应该都认同一个观点，即是保护好现有电影远比困难重重地寻回失传电影要容易得多。基于这个认识，自 2007 年起，中国电影资料馆就已经启动了“电影档案影片数字化修护工程”，截至目前为止已经完成了对超过 9000 部国产影片的修护工作。由于工作量巨大，对于年代久远的老电影，大部分影片只是做了简单的数字化转存，只有少数的经典之作才能享受修复的待遇。 近年来，无论北京国际电影节，还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都设置了“经典修复单元”的展映活动，这几年更是已经推出“4K 修复单元”，谢晋先生的名作《舞台姐妹》（1964）就采用了 4K 技术进行全面修复，《十字街头》（1937）、《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八千里路云和月》（1947）等名作的修复版也都曾亮相过电影节。包括上面提到的寻回影片《盘丝洞》，同样是挪威国家图书馆进行修复后再赠送给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包括一份数字拷贝和一份胶片拷贝。 因此，对于失而复得的老旧影片，寻回只是故事的开端，修复与保护才是接下来的漫漫长路。在这些经验与教训面前，与其日后步履维艰地进行修复，保护好现有电影才是问题的关键和重点。 随着科技的突飞猛进，相较于过去易燃的硝基胶片和容易褪色降解的醋酸纤维胶片，如今的影片几乎都以数字化形式进行存储，从 MD 到 DVD，再到后来的蓝光与如今的 4K 和固态硬盘储存。针对这样的情况，国际标准化组织电影技术委员会（ISO/TC36）主席、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理事（AMPAS）、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务董事安迪·马尔兹（Andy Maltz）先生曾以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为视角发表了一篇知名文章《今天的数字电影会存在 100 年吗》（Will Today’s Digital Movies Exist in 100 Years? ），在文中他就对此表示了深深的忧虑。他在文中这样写道：“每隔几年，你就得将那些数字内容转移到最新的存储介质中，否则将有丢失它们的风险，即使每年生成着数以万亿字节的新数字视频，电影从业者至今也仍没有想出比你更好的方法，来解决隐隐作现的数据丢失问题。” 反观传统胶片，经过相关研究表明，理论上在理想状态下，它的最长保存期限可达 1250 年之久。但谁又敢保证，随着技术迭代，新一代技术不断取代老技术后，原本存储于上一代介质中的非热门影片还能顺利过渡到下一代的新存储介质中呢？又有谁能保证储存在数字光盘或硬盘中的电影拷贝，能平平安安地跨过一个世纪呢？ 由此看来，电影保护的工作即使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依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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