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狗子，B站id：潜在狗子。 青に黄に緑に、移りゆく旗に 阅读原文 —————————— 解构这个概念不是随便百度一下就能弄懂的东西。 德里达自己多次提到解构这个概念，在《德里达访谈录》里，他说：“解构也是写作和提出另一个文本的一种方式。解构不是一块擦去了文字的白板”还有“解构首先与系统有关，这并不意味着解构击垮了系统，而是说它敞开了排列或集合的可能性”。 仅仅通过这两句话，我们就可以避开对于解构的老生常谈的庸俗误解。解构并不是把东西消解掉就完事了，它本身还是一种重构。解构主义批评家米勒就说“任何一种解构同时又是建构性的、肯定性的。这个词（deconstruction）中，de 和 con 并置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这一段放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意思：解构不等于德里达。这不是说德里达不解构，而是仅仅只说德里达，是不够的，仅在美国的耶鲁学派里，就有保罗德曼、布鲁姆、哈特曼、米勒等解构主义者（注 1）。 注 1：他们并不是都认为自己是解构主义者，布鲁姆就说过：“其他四人是在解构，而我是在批评。我对德里达的作品根本不感兴趣。” 在谈到德里达的任何话时，我们都得小心，因为德里达有“划掉（erasure）”这个概念，在这里的意思是：“他可以跟反对他的人使用相同的词语，只是却又否定这些词语对他来说承载了跟其他人同样的意义。”你可以说这是一个不公平的游戏，你按照游戏规则来，而对方却不受这些约束。 在斯图亚特.西姆的《德里达与历史的终结》中，作者这样总结解构主义的基本假设： 1 语言根深蒂固的特点是其不稳定性和意义的不确定性 2 既然语言有不稳定和不确定的特性，没有什么分析方法（譬如哲学或批评）能够宣称自身在文本阐述中是绝对权威 3 因此，阐释是种自由放任的活动，更接近游戏，而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分析 但是，解构主义并不意味着大众狂欢，很多时候，它是严格的反大众的。涉及到读者这个问题时，保罗德曼就认为“解构活动是自动生成的……读者意图不能决定文本意义”。这当然是德里达“文本之外无一物”的另一个版本。在这里，解构主义不仅反对权威（作者），也反对着反权威的人们（读者），防止他们成为新的权威。唯一的权威就在文本中，而这个权威本身通过延异和划掉，是无法捕捉的。（注 2） 注 2：如果我们把这种无法确定同一性的解构称作超验主义解构的话，绝对主义解构就是这种不可能性恰恰成了可能性的条件，无法获得的同一性就是一种同一性，这也是从黑格尔外在的反思过渡到确定的反思之关键。而德里获得达恰恰就是“绝对”的解构主义者，因此他会说：解构不是否定的，而是肯定的，是对“不可能”的肯定。 我们还需要反驳对于解构主义另一种陈词滥调的误读，解构主义并不是没有“中心”的，它肯定了另一种中心，在《书写与差异》中，德里达说：“中心并非一个固定的地点而是一种功能、一种非场所，而且在这个非场所中符号无止境地相互游戏着”，坚持中心与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并不矛盾。 另外，解构主义可能看起来很游戏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使用他的人就是一个纯粹的玩家，反对传统的一切。事实上，德里达曾经说过：“我不会倡导任何跟马克思相反对的东西”。从德里达对福山的（排斥除自己之外对历史现象的其他解释）批评，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解构主义事实上带有明确的政治色彩。大部分情况下，解构主义明显不是一种虚无主义。 再回到德里达，德里达的解构很类似于“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它促使文本自己解构自己，它不是一种外在的方法，而是一种总是 - 已经的状态。解构主义不是简单地反对结构主义，倒不如说，它将结构主义推到了极限。 解构不能被还原为某种方法论的工具或一套规则和可换位的程序……解构甚至不是一个行动和操作。……解构发生，它是一种事件，一种不待于熟思、意识或者主体的甚至现代性的组织的事件。 德里达在阅读哲学文本时总是找到其中隐喻和修辞的部分，来展示这样的话语并不是它宣称或者试图成为的那样，也就是理性的传播者，一种“纯洁”的语言，而是有一种根本的含混性。柏拉图试图把诗人驱逐出他的理想国，但是通过德里达我们可以发现，柏拉图本人就是个诗人。对于隐喻的拒绝本身只能通过隐喻来表达出来，这种特征并非我们的言语方式不对，而是语言本身的根本特质。 保罗德曼重新评估了中世纪的三艺，即逻辑、语法和修辞，三者中，逻辑地位最高，语法附属着逻辑，而修辞则背离着逻辑，在三艺中地位最低，它需要服从语法来达到逻辑。不过德曼认为：“文学性，即那种把修辞功能突出于语法和逻辑功能之上的语言运用，是一种决定性的，而又动摇不定的因素。”德曼提出“修辞的语法化”和“语法的修辞化”，并倾向后者。在《二十世纪美国文论》中，盛宁对德曼的解读是很简单易懂的： 德曼强调指出，文本的这种解构并不是同一层面上的陈述与陈述之间的相互否定，而是指两个不同层面之间存在着一种顾此失彼的两难境地：一方面是元语言的层面，我们说语言的本质是修辞，它只能是自我指涉的，永远无法涉及语言之外的客观存在；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顾语言的这一内在的致命缺陷，时时刻刻着从事以修辞性语言指义的实践活动，而后一层面上的语言实践实际上是于前一层面的命题相矛盾的。 米勒则认为任何一个新文本都逃脱不了文本间性的网络，也就是说，新文本和老文本之间有一种寄生和被寄生、解构与建构的双层、双向的关系。在《重申解构主义》里，他说： 批评文本和文学文本各自都是对方的寄生虫兼寄主，各自都以对方为食物并且为对方提供食物，毁灭对方并为对方而毁灭。 德里达打破了文学和哲学的界限，他用哲学的方式读文学，又用文学的方式去读哲学。这是由文字本身的含混性决定的。也是布鲁姆提出“一切阅读皆误读”的原因。布鲁姆探讨了六种误读方式，并且使用“强误读”和“弱误读”做出区分。在布鲁姆这里，我们更是能看到，解构主义的精英面庞。布鲁姆直白地说：“如果西方存在某种普遍艺术，那就是莎士比亚艺术”他推崇历史上已经被推崇过的作家，哈特曼评价他说：“布鲁姆把作家看做一个仅次于神的造物者。”显然他并不喜欢一般意义上的“读者”。“细读”是耶鲁学派里的一种共识，而这种阅读技巧意味着（至少对布鲁姆来说）良好的音感和超凡的记忆力。这也很显然，跟普通的大众并没有什么关系。 主要参考文献 《解构主义误读理论研究》 王敏 《德里达与历史的终结》 斯图亚特西姆 《论解构》卡勒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Christopher Norris ， 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