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茅子，公众号：袖手书（分享完整的内容） 阅读原文 好笑。 这本来挺明白的，喜剧嘛，笑不是最重要，那还有什么重要？只是因为两个特殊的原因，这个问题在当下的社会变得复杂起来。 第一是我们实在太喜欢在文艺作品里讲教育了。创作者喜欢教育观众，观众则渴望从创作者那里接受教育。这某种程度是传统使然，汉代经学家认为诗经的首先功能是教化；近代梁启超认为小说有不可思议的转移人心的力量，是建立民族国家的重要基础；而到了新中国，众所周知，文艺被认为是用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所以嘛，从远到近的传统，无时无刻不在告诉我们，任何文艺作品，教育功能最重要。喜剧作为文艺形式之一，当然不能例外。单纯的好笑怎么起到教育功能呢？它必须有意义。 第二是在当代，艺术的自立要求艺术有意义。很明显，没有人会去问一个抖音的搞笑视频是不是有意义，但几乎所有人都会去问一部话剧形式的喜剧有没有意义。为什么？因为抖音短视频现阶段还被排除出艺术的范畴，而话剧早就已经成为名正言顺的艺术了。既然是艺术，那就必须有意义。否则，它有什么资格自居高雅，与政治、经济力量进行有来有往的复杂博弈？艺术的意义可以是建构的，也可以是解构的，但必须有。当周星驰电影成功地在一种后现代的视阈中被解读为小市民精神的彰显，解读为对崇高、严肃、虚伪的嘲讽时，它就成为了艺术。而和周星驰多次合作的王晶的其他电影，由于缺乏如此有价值高度的解读，只能在屎尿屁的鄙夷声中，被艺术扫地出门。你能说曾经亲密合作的两人，思想境界真的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吗？可能未必。但艺术秘密在此，它只欢迎能够自证意义或者被普遍认为有意义的作品。 所以，我们很可以理解，为什么是在《一年一度喜剧大赛》里，喜剧的好笑和意义经常成为嘉宾们争论的焦点。首先这是档中国的节目，而中国的文艺工作者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意义的焦虑里。其次，这档节目的绝大多数节目是话剧形式的，而话剧，由于和那个高雅的艺术走得太近，已经很难摆脱意义的纠缠了。 但说实话，这两种，一种是政治的艺术，一种是艺术的政治，都和喜剧的本质没有太大关联。又好笑又有意义的作品当然人人喜欢。但是，在两者不可得兼时，开心的笑一笑，总比在那里思考什么深刻的意义，更符合喜剧的初心吧。 最后就有私心地摘录一段王小波先生的《我对国产片的一些看法》，作为结尾吧： 莫泊桑曾说，提笔为文，就想到了读者。有些读者说：请让我笑吧。有些读者说：请让我哭吧。有些读者说，请让我感动吧……在中国，有些读者会说，请让我们受教育吧。我举这个例子，当然是想用莫泊桑和读者，来比喻影视编导与观众。敏感的读者肯定能发现其中的可笑之处：作品培养了观众的口味，观众的口味再来影响作者，像这样颠过来、倒过去，肯定是很没劲。特别是，假如编导不妥当，就会使观众不妥当；观众又要求编导不妥当，这样下去大家都越来越不妥当。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