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gelas，电影学硕士已毕业，但仍旧略懂皮毛 阅读原文 简单地谈几句个人的看法。 对于表演，有这样一种说法：信念感的有无，决定了表演的说服力。事实上，于内容创作来说，这也同样成立。对于主题的信念，将直接影响到主题表达系统的完成度。而这个完成度，便会带来一个更重要环节的成败：作为表达接收者的观众，是否能够充分认可表达的主题，它是否具有说服力。 试想一下，如果系统的架构者自身都对自己的核心目标不够坚定，而是左右摇摆、试图寻找平衡点，那么作品的完成度必然会受到影响——在一个既定的大背景之下，于一些局部阶段做反复横跳，试图修补成面面俱到的样子，寻找到主题与非主题考量的平衡点，此时，原定主题的表达逻辑，便会不那么严谨完整了。审查尺度、观众认知、类型诉求，都可能成为那个“非主题”的构成部分。 今年上映的〈热带往事〉，便是一个案例。特别是它对结尾的处理，是有些“自暴自弃”的，完全没有将通篇下来的主题贯彻到底，引领着电影走入了混沌。 从张艾嘉其角色的落脚点，我们看到了此前主题；的延续：即使在“一切走向光明”的结尾，导演依然没有正面表现她与彭于晏之间的重逢，没有正面确认她的想法。张艾嘉的确凿真实完整的内心世界，依然如全篇所做的那样，处于一种隐约的不言明之中。并且，在她与彭于晏那些用老歌来渲染阳光一面的相处片段中，也时而混入了打破向好节奏的突兀要素。 如果本片从头到尾都是一部“张艾嘉与彭于晏走出各自魔障、阴影”的故事，那么至少在结尾，此前维持始终的“模糊形象”理应被揭开，张艾嘉身上“暗示其夫妻关系不佳，对事件无感（甚至在留白中可能掩盖了更多阴暗情绪）的状态，理应被打破，也必须被打破——没有什么，会比她与彭于晏的重逢，来的更有力量。尤其是在彭于晏一方有了明确呈现之后，更需要如此。 表面上，她走向了明亮的结局，用对彭于晏的思绪填补了情感的空白，但是，这种情感在“禁断”感觉之外，也在暗中有着丰富的内容：张艾嘉对丈夫死亡的真正态度，对于至少也是丈夫死亡参与者的彭于晏的“原谅”甚至“亲近”，都成为了一种不言说。这便带来了主题的点睛：人心的面目复杂。 然而，对待彭于晏，导演显然就没有这么贯彻到底 了。他试图用“彭于晏打水漂”的回溯作为张艾嘉唤起生活意志（她的求死，来自于暗示中对于丈夫复杂情绪的煎熬，也更多来自于对儿子去世的伤心）的契机，试图用这种引导结局光明方向的回溯手法贴合通篇的乱序叙事系统，缓和电影的完整性。但是，这显然是治标不治本。 尤其致命的是，作为彭于晏“冲刷大雨，洗清自我”的关键一幕中，引导它的却是红黑色与明亮光线切换环境下的“第二次事件”——彭于晏肉搏杀手，并将之直接杀死，连续的不停顿凿击、红黑色颜色的存在，都完全让这一幕处于“求生本能的人性”之语境下。“洗清自己”，从何说起？ 而换个角度说，提高本片的主题就是战胜自我的阴暗面，那么导演便犯下了另一个错误：用弗洛依德的理论，将一切阴暗面归于人性的本恶，且在这方面下了太大的力气。而同时，他又难以利用电影去推翻弗洛伊德的理论。调门抬太高，太急于让自己的主题升级，于是便等同于推翻了彭于晏在结尾作为人的本性。 显然，导演对自己的主题，于结尾处试图做平衡，想点睛，也想往光明面的“正确”里找补一下，防止电影过于丧气、观众不喜，也避免审查障碍。但它的做法过于粗暴、笨拙，没有妥善处理好平衡，只留下了对此前表达的弱化。这就是“信念”不足的下场。 广受好评的《烈日灼心》，其实也有这样的问题。到了结尾，三个主要角色的犯案，从“有意识的主动犯罪”变成了“无意间的过失犯罪”。曹保平试图以此来为影片基调做光明化扭转，让它能够适配于复杂的环境。但是，这也严重削弱了“太阳中也有黑子，坏人也有好的一面”的人性复杂论之主题 --- 三兄弟从根源上就不是有意犯罪的坏人，那么谈何“黑子”呢？当曹保平放下对表达的信念而妥协的时候，他的主题表达，在基础逻辑上就已然动摇了。 坚定了自己的“相信”，才能给出让观众相信的东西。在很多情况下，如果处理得当，那么观众甚至会沈入作品的视角、表达，忽略客观上的一些合理性。 斯皮尔伯格的《拯救大兵瑞恩》，即是正面典型。为什么要八个人救一个“并不具有太多能力”的人，这在军事角度合理与否，在人伦道德上是否正确，是对电影的一个争议。但在电影内部，我们却能看到高度的完整性，站到斯皮尔伯格设立的角度上，获得他传递的情感反应，并接收到他表达的信息：战争中的人道主义，集体对于个体生命的尊重。它的表达是全方位的。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各种非常真实的士兵死亡场面。在开头的奥马哈海滩登陆战中，从打开船门时就被打死，到跳进海里淹死，再到被机枪一排排扫死。而到了最后的巷战时，狙击手杰克逊在狙击中被坦克一炮炸死，另一个队员在搏斗中则被匕首捅死。 在这样的死亡场面中，士兵的死被塑造成了一种“毫不悲壮”感。即使是有名有姓的主要角色，也是或直接猝死灯楼，或在一个极度冷静而不渲染悲情的克制镜头下，被匕首一点点扎入肉体而毙命。同时，士兵的死也是突兀和瞬间的——奥马哈血战中，一个机枪视角镜头下，远景中如蚂蚁大小的美军士兵被一排排扫射瞬间倒地；而另一组镜头中，一个被打中钢盔的士兵摘下钢盔庆幸劫后余生，随即被一枪爆头。 可以说，除了最后米勒上尉的死还有了点悲壮的渲染感，绝大部分的阵亡来得瞬时、突兀，全无悲壮气氛。这带来了斯皮尔伯格有意强调的第一层信息：在战场上，士兵的死亡就是这样简单又随意，没有壮烈，没有煽情，没有高呼口号，轻描淡写到似乎没有什么价值。战场上士兵的生命，就是这样不值钱。 个体生命的轻贱，是第一层信息，也是通往核心第二层的途径。瑞恩的兄弟全部阵亡，而他本人下落不明。在这里，斯皮尔伯格给了一个“打字员写出一封封阵亡通知单”的镜头，将战场上士兵的死亡又引到了另一个角度：个体死亡对于各自家庭的伤害。随后，美国战时政府才决定搜索瑞恩，通过挽救他的生命，来宽慰他已然失去两个儿子的母亲。 此时，个体生命的价值已然凸显——无价值，只是基于“战争中的作用”，而对于家庭、亲属而言，每一个个体都是无可替代的重要存在。而政府的拯救波恩计划，也就带来了丰富的信息：政府对这些个体是有情的，虽然战争是政府行为，但政府并非因为战争轻贱生命的本质，便漠视参战个体。 就瑞恩的角色来说，他的战后成长，也延伸了这种“非战争之个体价值”的边界。战争时期，他是一个没什么才能、似乎不值得一救的小人物。但米勒小队为他而死，促成了他的成长和发奋。在影片的“当代”段落，成家立业的瑞恩看望米勒上尉的坟墓，表达感激，也表现出了政府挽救这个个体士兵的正确——任何生命都值得挽救，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这种个体人生的美好、家庭的和睦，正是它存在的价值意义。 因此，在这样一个主题诠释结构下，才有了牺牲八人拯救瑞恩这样一个个体的剧情设置。而且，在这个剧情架构里，这八人是必须要死的：他们的死，才可以表现战争对生命的轻贱，构成对非战争状态下个体生命价值的衬托。 这其中，当然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合理之处：八个人是八个个体，而瑞恩是一个个体，大家都是一样的，死八个救一个，政府到底人道主义还是轻贱生命呢？而在主题的全方位、多手段、高完成度之下，斯皮尔伯格巧妙地区分了战争与非战争，呈现了个体于“延续性强的非战争状态“中，具有的巨大价值，将观众定格在了这个大既定前提之下，拉进了自己的 bgm。观众被情感力量所打动、被自圆其说的“闭环”所压倒甚至麻痹，才有了瞬时状态下对其表达内容的接收与信服。 如果斯皮尔伯格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表达，而是试图在普遍性的广义角度上寻找“战争中为什么救一个人“的合理性，设置一些“瑞恩掌握重要情报”之类的客观逻辑合理化信息，那么其个体的“普通属性”便被打破，而成为了“特殊”的那一个，主题表达也就动摇了。 日本电影《永远的零》，则是另一个案例。由于导演的个人政治倾向，它被认为是“军国主义的招魂作”，但以成片来看，比起具体的主义，倒更接近于对当代日本青年的精神激励——无关主义的精神。 电影一开始，主角就和其他人不同，并不热情于为军国主义精神的献身，而是看重自己的个体生命，希望能活着回到妻子身边。而影片后段，日军开始神风敢死队行动，进行这一军国主义和武士道精神凝聚的典型行为。主角的心理也产生变化：他看到自己教导的年轻人一个个死于神风特攻，开始觉得自己不应该让年轻人去死，而自己独活，并且最终换下一个年轻人，自己参与了特攻。 可见，主角的变化绝非被主义洗脑。他对特攻的看法是“无意义的死亡”，并且一直不让训练生上战场，试图延后他们的特攻。他最后参与特攻的意图也是：让年轻士兵能够活到战争后的时代，并让特攻这种旧时代的产物和其战争时代一起，终结于自己这一代人。让这个意图更明确的是，作品言明了“这次特攻成为了二战中的最后一次特攻”。主角的死亡，确实带来了特攻和军国主义的“终末”。个体性的强调，让年轻人不“为军国牺牲”的理念，与军国主义的集体倾向、效忠天皇精神，无疑是不相合的。 全片的结尾处，主角躲过美军军舰的所有阻拦，完成特攻。看上去，这似乎是军国主义的高潮，但却也是终结。在那个颇具震撼力的画面特写中，一直因恐惧死亡而紧绷着脸的主角，在最后的瞬间露出了微笑——看到了自身死亡的他意识到，一切的旧时代，都将随这一次的死亡而落幕，换来下一个和平也平和的年代。 主角开着零式飞过当代东京的画面，并非“军国主义传到当代”，而是让他看到“战争后的时代”，让他的追求得到完满。作为主角后代的当代年轻人，也受此激发，从死宅变成了奋进青年。而在收尾部分，导演也没有忘记主角个体愿望的达成——一个不知身份的人保护了他的妻子，暗示着主角还魂，“我一定回到你身边”这一个人愿望的达成。 因此，导演始终将视角放在主角和年轻人士兵的个体层面上，淡化了主义和精神。主角一开始是基于自身个体愿望行动，而后期是以自己个体生命换一个年轻士兵的个体生命。而导演也始终重视着主角的个体愿望的完满，并借由主角个体一命换年轻人个体一命的剧情，来表现旧时代的终结和新时代的到来，试图以此激发当代日本青年的斗志建设新时代——当然，不是一个抛弃了军国主义，却走入了死宅主义的新时代。 这部作品的叙述，也是很理想化的。它对当代日本的“脱宅”与“脱军国主义”，抱有了极大的信任。但是，现实却是日本的“佛系一代“，是与日俱减的奋斗意志，也包括了始终不曾扑灭、在缝隙中露出火苗的激进思想。导演不可能感知不到这些，但他首先要自己相信，才会构建出足够情感冲击力的表达，让其他人相信，哪怕只是在影片落幕的那一瞬间。 当然，创作者的“相信“，是实现说服力的第一要素，但却并非全部。如果表达能力有限，执行力过差，也会产生表达逻辑的漏洞，让说服力下降。这就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了，是关于“说服口才”的问题。而在“口才够不够说服”之前，首先需要的大前提，终究还是精神层面的信念，是“坚定地说出来”。 首先，导演要让自己信，才有可能让别人信。 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