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otty，我总能找到些被忽视的珍珠 阅读原文 如果说是像《女史箴图》这样的作品， 我个人觉得《北齐校书图》卷算是一件不得不提的重量级国宝， 《北齐校书图》卷现在于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 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是美国四大博物馆之一，里面存放着大量中国的珍贵文物，仅出的中国展品就占据了全馆的十个展厅，众多珍贵的国宝级艺术画作都藏于此。 在那段不堪回首的中国近代史岁月中，除开本身基于战争对文物的掠夺外，持续的社会动荡也使得各类文物被国外古董商和博物馆伺机搜刮窃取，这其中，美国人尤为劣迹累累，王世襄先生曾痛心疾首地称以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为首的七座美国博物馆为“美帝搜刮我国文物的七大中心”，本回答要介绍的这幅作品，也是一幅藏于这座博物馆海外遗珠《北齐校书图》卷。 北宋摹本，绢本设色，27.6cm*114cm，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 一、画面详解 这是一幅纪实性的绘画图卷，画的背景是北齐天保七年（公元 556 年），当时的北齐统治者文宣帝高洋，命樊逊等十二人刊定秘府收藏的五经诸史，画面中的五位士大夫便是刊定者，经过考证比较公认的说法是宋人根据阎立本的摹本所临摹，祖本为杨子华所创，画面按布置可分为三组人物； 第一组人物 共七人，以坐在马扎上执笔批阅的士大夫为视觉中心： 马扎上执笔批阅的士大夫 余下六人全都围绕着这位画面中心的士大夫而展开，首先两位仕女（一位手持公文筒，一位手捧鞢韎带）在士大夫左右静立而侍： 在士大夫左右静立而侍的两位仕女 一小吏弯腰恭敬地展开书卷供士大夫批阅，旁边另一小吏则手拿书卷，举笔悬空做思索状： 两位小吏 画面最右侧的小吏在埋头审读，神情专注，仿佛置身于世外： 埋头审读的小吏 埋头审读 这第一组人物就生动地展现出了当时校书的情景。 我个人根据整体的场景推测，第一组人物所负责的应该是校书的基础筛查类工作，画面中心的那位士大夫正在质量把关，三位小吏正在依次向士大夫汇报自己的工作成果，如果遇到了有争议的问题，或者是整理出了一些编好的内容，就会让侍女把内容装入公文筒，由画面最左边的淡红衣服的书童送到更博学的整幅画中央的四位士大夫学者手中，以供核心刊定。 手持公文筒的书童 第二组人物 我们可以看到书童手持公文筒正欲向左侧走去，随着书童的步伐，观众很自然地把视野慢慢移向了画面中心，也就是第二组人物： 整幅画面中央的第二组人物共十人，四位士大夫学者坐在方榻之上，这四人的服饰都是外披“纱披衫子”，内露带有襻带的“袙腹”和“两当”，从士大夫的服饰和用具包括女侍的衣物发型都是北齐所流行的款式，榻上陈列果腹的酒肴、享乐的琴、盛墨的砚台和随身的箭壶： 榻上陈列果腹的酒肴、享乐的琴、盛墨的砚台和随身的箭壶： 最右侧的那位学者正欲离去，与旁边的好友相互推搡交流，仆童在一旁帮忙穿鞋： 他俩后面的那位士大夫正在奋笔疾书： 而画面最中央的那位士大夫学者应该就是樊逊（当然也有说法是前面坐马扎的那位是樊逊）背后两位侍女分别手捧纸和水杯于左右静立而侍： 第二组人物的最左边，有三位侍女静候差遣，分别从右至左手拿抱枕、凭几（当椅子或垫脚用）、酒壶和纸卷： 第二组人无论是服饰还是用具配置上都可以看出他们是校书活动的核心人物，也是地位最高的学者，在校书刊定的过程中可以有美酒佳肴享用，渴了累了甚至灵感来了都有水壶枕头凭几纸笔候着，兴致来了还可以弹琴助雅兴，甚至出门穿鞋都是仆童代劳，随着观众视线继续往左移动，让我们来看看第三组人： 第三组人物 第三组人则是一小吏、二奚奴及两匹马，其中奚奴的外貌和服饰有明显的西域特征。有意思的是，很多学者对于这部分的考证都说明，这部分极可能是后人临摹时加上的，这个文中后面会详述。 二、画面艺术欣赏 阎立本对于杨子华的评价十分精准：“简易标美，多不可减，少不可逾”，这幅画每分每毫都是恰到好处，笔墨细腻精美，设色古朴沉实，细节之精美，技法之高超，手机端在长卷大图中难以领略，不如让我们来看看放大的局部图，看看公元五百多年的画家是怎么表现薄如蝉翼的轻纱： 再上个局部： 图中的士大夫披的轻纱是北齐流行的“纱披衫子”，透过画面，你能感受到北齐高级织物轻薄透亮的细腻质感，作者的表现手法非常高明，巧妙的几笔白色，三言两语几笔挥就出那种薄如蝉翼透明质感，这与西方素描中的利用“高光”去表现体积和质感的手法类似，当然这也可能是宋人临摹时的自我发挥，杨子华本人的祖本是不是这么画的还两说，但是这个局部就可以说明，其实古人对于很多写实的技法是有参透的； 画中仕女的长圆鹅蛋脸、细长眼，也与北齐娄睿墓、徐显秀墓壁画中的人物出手法上的相同特征： 北齐娄睿墓壁画，此壁画与《北齐校书图》常被学界用来互相印证 ： 侍女由下至上晕染的约黄妆，也为画面的视觉效果做到了极大地丰富， 妆容白色渲染的约黄妆侍女在画面中的排列本身也极具律动： 在视觉上，画面中使用白色的地方像是一种视觉线索，极大地赋予了画面中的节奏感，这种节奏会让观众觉得画面增添一股律动： 在写实技术上，表现得老练巧妙；在绘画布置上，设色独具匠心，律动十足；在人物神态动态表达上自然生动且描写丰富；在历史价值上，该图内容反映了北齐时期对古文献的整理和北方民族间文化的融合，是重要的历史资料，各种方面来看，这幅作品都是一件无比珍贵的国宝。 三、画面历史背景延伸 关于《北齐校书图》的历史记载是出自《北齐书.樊逊传》，当时的北齐统治者文宣帝高洋，命樊逊等人刊定秘府收藏的五经诸史，画面中的五位士大夫便是刊定者，之所以举行这次刊定，一方面是为了供太子的学习之用，另一方面，也是因“时秘府书籍纰缪者多”，算是对于古代汉族文献的一次整理，这也侧面说明了，鲜卑族对于汉族文化的一个学习过程，也表明了那段历史时期南北方各民族间的交流和融合某种关系。 在北齐的历史背景下，艺术绘画作品主要是用来宣扬集权统治的手段之一，北齐有名的画家也都是为封建统治者作画，这幅作品也不例外，画中有十九人，虽然画面中心只有五位士大夫学者，但是据史载，受命刊定五经诸史的除开樊逊外，还有十一人,他们分别是：高乾和、马敬德、周子深、鲍长暄、许散愁、王九元、韩同宝、李汉子、傅怀德、古道子、景孙。 也就是说画面中明明应该画十二位校书学者，为什么只画了五位呢？ 其实，针对《樊逊传》中的“刊定秘府收藏的五经诸史”的这一题材的画作不止只有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幅，在北宋的史料和画作题跋记载中，还的确有一幅绘有十二位校书学者的《北齐校书图》，根据宋代黄庭坚和黄伯思二人跋文，在北宋流传的《北齐校书图》起码有两个不同的版本，但是到了南宋时期，那幅绘有十二位学者的版本便失传了，我们能看到的只有五位学者的版本， 再根据前文所提到的，画面中的第三组人，据考证极有可能是后人临摹时添加的，奚官的细节与时代不符，甚至有人大胆推测，这幅只有五个学者的波士顿版本的《北齐校书图》是残本，临摹的后人拿到手的时候只有一半的残图，因为残缺致使画面构图不完整，才主观添加了两匹马和奚官以及小吏， 也就是说，五位校书学者的版本是十二位校书学者的残本，只有其一半的内容，甚至后面的两匹马和奚官以及小吏都是后人为了画面完整才添加上去的， 如果这个说法是真的，那么现在的我们还有没有可能看到完整的《北齐校书图》呢？ 当年我看到这个说法的时候，并不觉得可信，但是直到看到了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勘书图卷》后，才觉得这个说法很有可能是真的： 《勘书图》劵，绢本设色，29.3cm*122.7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该画右部分的画面内容，与《北齐校书图》几乎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画面左边的内容，榻上的士大夫正好七人： 画面左边的内容 有没有可能，《勘书图》卷的这部分内容，就是《北齐校书图》所残缺的呢？ 那么，如果把《勘书图》卷的这部分内容加上《北齐校书图》去掉第三组人的内容组合在一起， 是不是就能看到相对完整的十二人版《北齐校书图》了呢？ 当然，我这个纯属个人胡扯猜想，经不住推敲，权当一乐。 四、为何流落至海外？ 《北齐校书图》这幅作品的身世讲来也颇为坎坷，在南宋后，这幅作品一度销声匿迹，直到清朝初年，才重现于藏家手中，历经梁清标、怡亲王弘晓、陆树声等藏家，后流至京城厂肆，1864 年由光绪年间的内阁学士周寿昌的儿子收购，后来因其家境贫寒卖出，这其中还有一段佳话： 周寿昌的好友董鳞后来买到了这幅画，在欣赏画的时候看到了题跋上有周寿昌的跋文和收藏印，便把这幅画于 1874 年九月归还给了周寿昌，周寿昌对这幅失而复得的珍宝尤为喜爱，视作传家宝： 同治甲子冬，余甫还京师，次儿沦蕃游厂肆，购以呈余，后因贫故他售，久不望汶阳之归矣。不图好友董云舫太守麟得之，知出余所，遂慨以见饷，竟使赵璧重完，不须商于七百里，良朋厚意，何可忘也，吾子孙其珍藏之。——周寿昌 跋文 可惜周寿昌的子孙并没有珍藏好这幅画，该画于 1900 年留下了清末大收藏家完颜景贤的藏印，完颜景贤于 1910 年还为此画写下了最后一段题跋。 后 1930 年出现在美国收藏界，1931 年由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董事会理事邓曼.罗斯捐赠给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并由该馆收藏，直至今日。 从 1910 年的完颜景贤到 1931 的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北齐校书图》卷到底经历了什么？这其中的故事我们已经无从探寻。 但值得注意的是，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对于完颜景贤的藏品向来是十分热衷的，这其中离不开一个人的推波助澜：《北齐校书图》1931 年的美国买家邓曼.罗斯的好友、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的东方部主任——日本人 冈仓天心 1912 年 5 月 9 日，冈仓天心在永宝斋主人的陪同下前往北京拜访完颜景贤，后于完颜景贤处购买了大量的中国珍宝，这其中包括但不限于：胡壤《胡人下马冈》、 周文炬《端午戏婴图》、 顾德谦《文姬归汉图》、 范宽《雪山古寺图》、 夏琏《风雨行舟图页》、董源《平林秋霁图卷》、李玮《蒹葭图》、宋徽宗《捣练图》、李唐《春社醉归图》 、王振鹏《龙舟图》、王振鹏《佛画》、仇英《弹箜篌图》...... 笔者有理由相信，冈仓天心当年肯定在完颜景贤处见过这幅《北齐校书图》卷，并且印象深刻地告诉了他的朋友邓曼.罗斯，邓曼.罗斯作为冈仓天心好友，也作为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董事会理事，曾在冈仓天心去世后斥巨资购买冈仓天心当年“求之却不能得”的文物，比如河南白马寺的东魏菩萨像，那么当然也有理由看到这幅朋友曾经提及的《北齐校书图》卷后，直接买入。虽然不知为何冈仓天心当年没有从完颜景贤处买到这幅《北齐校书图》卷，但笔者认为，邓曼.罗斯的购买肯定跟冈仓天心当年对完颜景贤的拜访交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还是如本文开头所言，在那段不堪回首的中国近代史岁月中，除开本身基于战争对文物的掠夺外，持续的社会动荡也使得各类文物被国外古董商和博物馆伺机搜刮窃取。 正如 1912 年冈仓天心在某次演讲中大谈收藏诀窍： 他认为没落的清朝贵族往往缺乏自制力，失去了税收来源后，他们转战拍卖，以便将家中的珍宝变成一大笔钱，维持一贯享乐的奢侈生活，这段动荡的年代反而成了他们窃取中国艺术珍品的良机，只要给予足够的吸引力，就能得到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 而这，也是我国艺术珍品流落至海外的重要因素之一。 以上 参考资料： 1.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北齐校书图》考略.莫阳 2.完颜景贤与海外中国艺术品鉴 --《艺术学研究》2013 年 00 期 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