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志立 阅读原文 从某种角度来说，北京冬奥会堪称冬季服装展销现场，但上身一丝不挂只涂了一身油的美属萨摩亚代表队，反而吸引了更多的眼球，他们沿袭了汤加、瓦努阿图等太平洋岛国的光荣传统，完美诠释了“less is more”的美学原理。而他们 less 的不只是服装，还有队伍的规模——这位光膀子举旗的壮士，是美属萨摩亚唯一的参赛选手，就在半年前，他刚参加完夏季奥运会的男子百米跑。 夏奥会上就是这个造型了 在奥运赛场上，类似的小国尤其多，除了参赛人数一只手就能数过来之外，这些小国境内往往不积片雪，连一块平整的冰场都没有，但他们依然派出了冬奥代表团，可谓是“重在参与”精神的最佳代表。毕竟美属萨摩亚此前最出圈的体育新闻，是被澳大利亚男足灌了个 31-0。 例如首个参加冬奥会的热带国家哥斯达黎加，在参加了五届夏季奥运会之后，他们于 1980 年第一次踏上冬奥舞台，阿图罗 - 金奇是唯一的参赛选手，他参加了高山滑雪的男子速降和大回转比赛，金奇在男子速降中滑到 41 名，而在难度更高的大回转比赛中，他甚至没能滑过首轮。 当然这也在人们的意料之中，金奇原先是名足球运动员，他在休赛期接触到滑雪这一运动，起初是想保持体型，但踏上雪场的金奇好像打开了新世界，他花费两年时间说服官方，成立了哥斯达黎加滑雪联合会，并由自己出任主席。金奇一共参加了 5 届奥运会，一直滑到 2006 年的都灵。 哥斯达黎加滑雪协会主席金奇爷爷 2006 年，还有两个月就满 50 岁的金奇依然是哥斯达黎加唯一的参赛选手和开幕式旗手，陪同他的有几位哥斯达黎加官员、一位医生、一位按摩师和他的未婚妻。26 年来，参加奥运的差旅和训练费全由他个人支付，单是这一趟都灵之行，金奇就要自掏 15000 美元。不过金奇显然有更重视的目标：“在 1980 年，我只是第 41 名，但在 26 年后，我滑出了自己的奥运最好成绩。”身处都灵的金奇还有两个月就满 50 岁，他的笑容充满了皱纹与自豪。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埃塞俄比亚的罗贝尔 - 雷马里安，同样是独苗选手，雷马里安也凭一己之力成立了本国的滑雪协会（为了凑人数，他还拉上了自家兄弟）。而出生于泰国的普拉瓦特本职是计算机教授，但他出于对滑雪的热爱，同样说服了泰国政府，成立了冬奥委员会，让自己作为泰国代表团的唯一选手，参加了盐湖城冬奥会。 泰国计算机教授普拉瓦特 这样的选手往往有着丰富曲折的职业经历。关岛独苗班克特参加了 1988 冬奥会的冬季两项比赛——碍于髋部骨折，他直到冬奥会开始前 4 个月才进行滑雪训练。最终，38 岁的班克特在 10 次射击中脱靶了 8 次，72 名选手中排名第 71 位。 而斐济独苗罗哥亚瓦，则是在奥斯陆读电子工程专业时学会了滑雪，他代表斐济参加了两届冬奥会。到 21 世纪初罗哥亚瓦退役后，斐济人又有了更多想法：他们发布了“招募广告”，邀请热爱滑雪的年轻人加入国家队，刚满 20 岁的劳伦斯 - 托马斯看到广告，报名入队。于是斐济续上了冰雪传承，一位定居斐济的瑞典商人提供全额资助，最终劳伦斯最终在男子大回环项目上获得了第 55 名，刷新了斐济在冬奥会上的最好成绩。 斐济滑雪祖师爷罗哥亚瓦 对这些见不到雪的小国来说，参加冬奥的最快途径就是找一位喜欢滑雪、有本国血统的选手，让他们参加高山滑雪的比赛。高山滑雪之于冬奥会，就像田径之于夏奥会一样，都是参赛门槛最低的“大众项目”。理论上，只要你滑过雪，还能获得这些热带小国的国籍，那你也能参加冬奥会，甚至有机会成为旗手。 不过代表这些国家参赛，也不是件轻松的事情，埃及选手埃尔 - 里迪就是典型。他在父亲的指导下成了滑雪爱好者，18 岁那年，里迪被选为埃及代表团成员。作为唯一的运动员，里迪除了刻苦训练之外，还进行了精神意志的特训——他在埃及找了个满是蛇蝎的洞穴，在里面待满了 40 天。虽然这并不妨碍他在男子滑降赛中排名倒数第二、在男子大回转比赛中摔倒出局，但这份略显尴尬的成绩，依然是他和埃及的冬奥记忆。 蝎子洞里修行的埃及先知里迪（左） 而马达加斯加的冰雪独苗马蒂厄则背负着更宏大的使命：让国际社会更加关注这个非洲岛国。他的兄弟经营着一家非盈利组织，通过这种方式支持马蒂厄前往都灵参赛。在奥运会的男子大回转比赛中，马蒂厄的水平肉眼可见地进步，总成绩排名第 39，高于中国选手李光旭和一名吉尔吉斯斯坦选手，以及其他三十多位没有完成比赛的选手。 塞内加尔选手拉明 - 盖耶的经历则要沉重一些，1984 年，盖耶作为塞内加尔独苗和首位冬奥选手，参加了萨拉热窝冬奥会。他是第一名参加冬奥会的非洲黑人——本来这一纪录可以由 1960 年的南非打破，但南非当时尚处于种族隔离期，他们派出的都是白人。 初次抵达奥运村的盖耶兴奋不已：“就像第一次到访迪士尼的孩子一样。”在这种掺杂了黑色、白色和血色的历史背景下，盖耶参赛的象征价值就扩张到了无穷大，他在冬奥会上受到了所有人的欢迎。作为塞内加尔的旗手，他在美国和苏联这两个最大的代表团之间入场。 但唯一对盖耶不友好的是项目本身，盖耶参加了男子速降和大回转两项：“在塞内加尔，我们没有‘下坡’这个词，因为我们那就没有山。我害怕极了，几乎要吐了。”不过盖耶还是坚持赛完了全程，四肢完好地接受了赛后采访，“看来我已经充分测试了冬奥会安全措施，可以这么说，这些措施都是有效的。” 不会下坡的盖耶，多年后，他写了一封气势恢宏的公开信给时任奥委会主席罗格，怒斥冬奥会削减非洲参赛选手人数的行为是“歧视” 除了这些“一人成军”的队伍之外，朝鲜也曾是冬奥会上的一朵奇葩。早在 1964 年，朝鲜就首次参加冬奥会，出人意料的是，朝鲜并不是打打闹闹，而是有备而来，速滑选手韩弼花获得了女子三千米银牌。无论是参加冬奥会的时间，还是获得奖牌的时间，朝鲜都抢先了隔壁“老大哥”一大步。 当然，这也是朝鲜队和韩弼花本人的出道即巅峰——除了这枚奥运银牌，朝鲜在单项大赛的最好成绩“只有”第三名。而朝鲜队史的第二枚冬奥奖牌，则要等到 28 年后了。 朝鲜“银盘之花”韩弼花，她的哥哥韩弼盛在战争期间被留在了南方成了韩国人，两人直到 1990 年札幌亚东会才重新相见 另一支“小国家创造大新闻”的队伍是 1988 年的牙买加雪橇队。这是牙买加首次参加冬奥会，擅长田径的他们没有选择高山滑雪，而是在美国企业的资助下选择了双人和四人雪橇。四名选手全部来自牙买加国防军，他们在两人项目中排名第 30，在四人项目中因为撞车落到最后一名，但这群年轻人依然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转播方甚至全程转播了他们的四人雪橇比赛。1993 年，以牙买加雪橇队为原型的电影《冰上轻驰》上映，也算一段传奇。 但也有不那么小的国家，在冬奥会上反向出名，葡萄牙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坐拥一千万人口，却只在 1952 年派出了一名高山滑雪选手参赛。似乎是觉得这名选手倒数第六的总成绩不理想，抑或是对冬季运动不感冒，葡萄牙整整 36 年都没派出冬奥代表团。1988 年，葡萄牙派出了五名选手，参加钢架雪车项目。此后，葡萄牙代表团的选手数量从没超过 2 人，本届北京冬奥会，葡萄牙派出了规模惊人的 3 名选手，创造了 34 年来的新高。 后面负责壮声势的，是葡萄牙的教练和保障人员 不过这些国家的运动员至少都在冬奥开幕式上亮过相，而与美属萨摩亚的壮士相映成趣的是，美属维尔京群岛代表队同样只有一名运动员，但这位选手因为新冠阳性，无法出席开幕式，不得不由冬奥志愿者代行旗手一职。 在这个体育政治化、政治娱乐化的时代，人们总想寄情于一些纯粹的东西。或许，从这些冬奥小国和独苗型选手身上，我们才能感受到最纯粹的体育、梦想和热爱。就像北京冬奥会的火炬塔，火焰虽小，但汇聚的是全世界的一片冰心。 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