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城易脆，电影：汝之蜜糖，彼之砒霜。 观点：多歧为贵，不取苟同。 阅读原文 倘若要选择某种类型片来代表台湾电影的话，那么无疑是家庭片了。甚至可以说台式家庭片几乎贯穿近现代台湾电影史，从侯孝贤到杨德昌，再到李安，台湾一代又一代的电影人都非常精准地抓住了整个东亚社会都无法绕开的核心矛盾，即以“家庭”为单位的精神困境。 于是，台式家庭片已然成为台湾电影的传统。以至于在去年的金马奖中，竟然同时有两部电影在题材、内容上完全撞车。 一部就是之前由钟孟宏执导的《瀑布》，而今天要聊的则是同样在金马提名了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的《美国女孩》。 只是在豆瓣评分走向上与《瀑布》恰恰相反，《瀑布》从 5.9 一路逆袭到了 7.6，而《美国女孩》则从 8.0 逐步下滑到现在的 7.5。 这似乎也从侧面说明了观众的某种倾向性。 《美国女孩》（2021） 01 同题材 不同命 很难不把《美国女孩》与《瀑布》相比较。 都是讲述疫情之下暗流涌动的家庭关系，都是根据真实事件改变。 不过钟孟宏的《瀑布》，把故事背景放在了新冠疫情蔓延的当下，而阮凤仪的《美国女孩》则瞄准了2003 年肆虐一时的非典。 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 当看到片中所展现的 2003 年 SARS 传染时的隔离服、口罩等防疫措施时，自然会联想到今日疫情的现实环境，于是就构成了某种时间与记忆的交织。 《美国女孩》中的非典疫情 同时，与《瀑布》一样，《美国女孩》也塑造了一位饱受疾病与生活的折磨，却依然坚毅刚强的母亲形象。 而且在气质上，两位母亲也都有着些许相似。 同样提名最佳女主角的林嘉欣也透过几次争吵戏很好地展现了自己表现角色的能力。 只是由于贾静雯在《瀑布》中的母亲罹患的是精神疾病，因此在表演上会有更多发挥的空间。 且《瀑布》在人物的表现上更加集中，而《美国女孩》对于不同角色的着墨则更加均匀，林嘉欣所饰演的母亲，并非是电影绝对的核心。 由林嘉欣饰演的母亲 另外，《瀑布》与《美国女孩》同时展现了一组母女关系的对峙与矛盾。 女儿芳仪已跟随母亲莉莉移民美国 5 年，因为母亲得了乳癌，而不得不再跟随母亲重新回到故土台湾，因为中文障碍而导致成绩严重落后，甚至被班上的同学戏称为“美国女孩”，因此非常渴望回到美国。 正处青春期的她叛逆、孤傲，由于不能很好地适应在台湾的生活，再加上母亲疾病所带来的死亡阴影和经济压力，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剑拔弩张。 《美国女孩》中母女的争吵 在差异方面，《瀑布》主要集中展现疫情下台湾社会的疏离与隔阂，且主要围绕“瀑布”这个意象，以及它对应的“fall”这个英文单词来进行隐喻和表达。 《美国女孩》则非常强调不同地区的文化冲突，主要借助姐姐芳仪，无法很好地重新融入台湾当地的生活来表现。 所以与母亲之间的代际冲突，本质上也是为了反应文化价值上的迥异带来的矛盾，而不仅仅局限于家庭关系的紧张。 这也是片名之所以叫《美国女孩》的最主要因素。 另外，《瀑布》通过罗品文一家的滑落，来呈现整个台湾社会经济停滞、阶级滑坡的艰难现状，而《美国女孩》则通过一些相对具有时代意义的元素来进行点缀，强调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却并没有就当时的社会生态，进行更加深入的写实与刻画。 除了拨号上网外，包括网吧里周杰伦的背景音乐、芳仪和思婷上的微机课都作为一种时代象征出现，但也仅此而已。 这也成了《美国女孩》的某种局限性。 02 与时代背景脱节的家庭自我景观 和大多数处女作一样，这部电影的故事，也主要来自导演自身的生命体验。 《美国女孩》正是改编自阮凤仪在美国电影学院的毕业短片《姐姐》。《姐姐》讲述的就是阮凤仪在九十年代和妹妹跟随妈妈移民美国的故事。 所以片中的很多故事都是真实发生过的。 这本身是有利于电影创作的，因为真实的生活体验，会要求创作者诚实地面对自己的感情，从而赋予剧本更加真诚的力量。 《姐姐》剧照 非常遗憾的是，阮凤仪的《美国女孩》，过于沉浸在自己所熟悉的家庭景观中，导致电影全片都完全被封闭在这个狭小的体系里。 最为明显的就是，电影虽然被架构在 2003 年非典时期，但是你似乎并没有观察到这样一个巨大的时代背景与故事主体或者主要人物，擦生出怎样的具体关系。 可以说，在钟孟宏的《瀑布》里，新冠疫情直接导致母亲罗品文失业在家，同时被迫隔离，继而引发经济和家庭双重危机。 但是在《美国女孩》里，你基本看不到非典疫情对于王莉莉一家有带来什么非常具体且深刻的影响。 即便后面妹妹被隔离，也并不是真正推动家庭关系缓和的主要因素。 而对于经济不景气这一点，电影也更多依赖角色台词在生硬地表达。 例如母亲抱怨房价一直在跌，父亲抱怨公司的人力成本太高，都是由角色直接说出来，而没有真正落位到具体的事例中，在剧情编排上也没有与 2003 年的台湾构成某种有机关联。 而所谓的文化冲突也没有充分展开，仅仅是同学的几句吐槽和女儿的几句抱怨来说明，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事件发生，也就没有呈现出文化价值差异带来的深刻矛盾。 这个点就成了一个空谈，也成了该片的致命问题。 电影就会变得非常单薄，以至于纯粹就成了阮凤仪个人生命体验的一种回顾，而无法真正与台湾当下的人情冷暖构成关联。 毕竟电影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非常需要来承载社会存在的。 还有就是在剧情推动方面，阮凤仪似乎缺少更多样化的方式，简单概括就是吵架型驱动。 当需要推进剧情时，就安排角色吵一下，确实有些简单了。 虽然几场吵架戏拍得确实还可以，也的确可以一定程度调动观众的情绪，演员的演技也得到了释放和发挥。 但是一味地靠争吵来进行叙事，会使得电影在剧情推动上缺乏动力，在转折上也会显得生硬，而且还会存在用力过猛的问题。 其实电影中也不乏可以充分利用的道具和元素，诸如大女儿喜欢的马和小女儿喜欢的冰激凌，都可以更多地承载推动叙事的功能，在起承转合方面来发挥更多的作用。 阮凤仪 03 好的家庭片如同一幅社会生活画卷 当然要承认，在这里搬出杨德昌，对《美国女孩》太不公平。 一方面在家庭片这个领域，杨德昌是台湾乃至亚洲的天花板级的存在，而且他也是到 44 岁才拍出《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而拍出《一一》的时候，都已经年过半百了。 只是，当你看到《美国女孩》这样的电影的时候，难免会愈发怀念杨德昌的台式家庭片。 之所以会如此感慨，更多的还是在于：杨德昌的电影如同一幅巨大且完整的台湾社会画卷，我们可以借此充分且深入地体察到时代洪流下，个体命运的颠沛流离，从而萌生巨大的共情与触动。 之所以会有这样深刻的效果，关键就在于杨德昌的镜头，就像手术刀一样锋利，会细腻且直接地通过小四、洋洋这样的角色，来深入地剖析台湾社会的方方面面，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 但是这一点，在当下很多导演的作品里，已经非常少见了。 《一一》 所谓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或者说是社会的细胞。 作为拍摄家庭片的导演，就如同用显微镜在观察这样一个细胞。 但仅仅只是观察细胞本身吗？ 自然不是！ 而是通过这样一个观察来反应当时的社会现状，甚至进而展现当下的社会面貌。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这样才能避免电影作品成为一种纯粹的私人日记，而真正意义上进入大众的生活经验中，为我们提供一份非常有价值的社会分析切片抑或标本。 所以《一一》中那句电影延长三倍生命，才会获得如此广泛的认同和共鸣。 显然阮凤仪和她的《美国女孩》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当然我们依然要看到《美国女孩》中，导演阮凤仪对于自身的不少自我剖析和观察，这方面本身也是有一定价值的。 毕竟要拍出这样的电影，就必须要做非常充分的内省，且在剧本创作时保持足够的真诚，这样电影拍出来的质感才是动人的。 所以片中女儿所说的“恨跟爱是一体两面”也就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而演讲稿中的这段话也就显得更加意味深长：因为她（母亲）的恐惧会成为我的恐惧，她的软弱会使我软弱。 倘若这些台湾青年导演在充分洞察自身生命体验的同时，还能很好地跳脱出来以更高的格局，利用一组家庭关系来呈现社会现实，那么或许未来我们就有机会再次看到更加犀利又精彩的台式家庭片了。 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