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康安，每恨江湖成契阔，长留篇什继疯诗 还有更离谱的呢，有时候同样是人，量词都不能一样，比如“一条好汉”、“一介女流”、“一员猛将”、“帅哥一枚”等等。这才是对想学中文的歪果仁以迎头痛击。不信你给翻翻看，"a hero "," a girl "," a fighter "," a handsome boy "……请问你量词哪去了？贪污了？你用英文给解释一下“条”、“介”、“员”、“枚”都是啥？ 这时候估计只能抛出“万能量词”——“个”（1pcs）这个杀手锏搪塞过去喽。然而，你又怎么解释为什么“个”能替换别的量词，别的量词却不能随意替换“个”，又或者别的量词之间也不能相互替换云云，这里面的道道实在是太深了，劝你赶紧跑～ 其实英语里也是有量词的，比如在不可数名词前面通常要加一个量词，一瓶可乐就可以准确翻译成“A bottle of coke”。因为可乐不可以直接计量，你不可能按照可乐分子一个一个来算。可是鸡鸭猪狗明明可以一个一个单独计算的，干嘛非要安个量词？不嫌麻烦吗？ 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西方学者是蒯因（Quine）。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身为数学家和逻辑学家的蒯因被美国海军征招，负责破译日军的密码。他在学习日语的时候就发现了量词这个魔鬼。日语中的量词和中文里的量词大同小异，都有“一隻鸡”、“一艘船”这样的表达，只是我们一般说“一辆车”，日本人却说“一台车”，不过台湾好像也是说“一台车”。 蒯因一美国人怎么懂这些？他破译了一段日军密文说“一台轻型战车”就懵了，“轻型战车”好说，可是这个“台”字是什么意思？难道是一个特殊的形容词？是不是指这辆战车除了轻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特征？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弄不好是很重要的军事情报。 他把这件事悄悄讲给一个懂日语的同事，人家说这个“台”字你忽略就好了，直接说“一轻战车”就可以，日本人说话就这毛病，喜欢在名词前面加个完全是多余的词。 蒯因想不明白，日本人为什么要浪费宝贵的字节来表达一个冗余的信息呢？同事耸耸肩，日本人打小就这么说话，You ask me, I ask who？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蒯因，二战结束以后，他在编写语言哲学著作的时候又把这例子拿了出来，并且给出两种解释。其中第一个解释就是说量词的作用是为了补充后面的数字，也许日本人觉得数字本身不足以把意思表达到位，加一个量词上去就变成一个充分计数单位，才能够界定后面的名词。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数字当然是有完整的意思的，也可以脱离量词独立使用，量词本身和数字没关系，而应该是和后面的名词有关系才对。所以蒯因的这个解释明显不靠谱。 至于蒯因第二个解释方案就更离谱了，他说轻型战车前面加一个“台”字是因为日本人认为战车和啤酒、可乐一样，都是不可数名词。换句话说，他觉得中国人或者日本人认为车也和空气和水一样，是连续、弥漫的，因此需要量词把“车”这种“物质”量化。。。 当然，蒯因也没说这两种解释是对是错，他就想强调量词（翻译）是一件很让人头疼的事。按下不表。 其实靠谱的解释还是有的，比如认知语言学就认为，语词的使用是和我们身体的运作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认知语言学有时候又叫具身语言学。具体就是说人会用自己的身体做为尺度去想像万事万物。人在感知和交流中，会将身体作为隐喻向世界投射。也就是说，我们是把身体作为中介来理解世界，谈论世界。语言学家维科（Giambattista Vico）在探讨人类原始的诗性逻辑时就提到： 人在无知中就把他自己当作权衡世间一切事物的标准。……人在不理解时凭自己来造出事物，而且通过把自己变形成事物，也就变成了那些事物。 我们会用身体来比喻山，山顶是头、还有山腰、山脚，将口、手、齿，甚至身体感觉投射到外部世界，由此杯子和容器有“口”，门有把“手”，桶有提“手”，西方人把钟上的指针也叫“手”（hand），梳子有“齿”，机械中存在“齿”轮等等。 身体的观念还被推广到了思考社会与国家。我们经常会把国家比作是有机体，有首脑、心腹、肱股之臣，还有爪牙等等。欧洲中世纪时期，人们认为国家就是国王身体的延伸，所以国王有两个身体，一个是肉身，一个是国家身体。中世纪欧洲国王去世后，经常会听到人们说“Le Roi est mort, vive le Roi!”（国王死了，国王万岁！）就是这个道理。 在中国，我们会认为地位越高、站的位置越高，就越重要，反之就越不重要。向上奋斗的好的，向下躺平则不好。因为我们的文化倾向于认为头比身体重要。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我们在计量一些动物的时候会说“头”，比如“一头猪”，“一头狮子”，“一头牛”“一头撞死”T﹏T。这里的“头”其实是对我们人体的一种映射，我们可以数人头，当然就可以数猪头。同理，我们可以说“一口人”，也就可以说“一口猪”。 再比如，我们会说“一把手枪”，手枪是一个非常小的东西，一只手就可以握住，所以这个“把”字，本身就有提手旁，暗示了手能抓得住它。而“一挺机关枪”的“挺”字同样暗示了这个枪被人使用时可能的方式，你大概会用双手把它端起来，挺在身体前面这样打，所以叫做“一挺机关枪”。 然后就是“一条狗”的“条”字，实际上是在暗示狗的体型，预示了狗呈现给我们眼睛里的模样，这也是一种具身。有时候我们也会说“一条步枪”，同样也是在透露事物的具体形状。让我们一个字一个字来念，“一”，“条”……是不是还没看清是狗是枪就先知道了它的形状？它模拟了人感知事物的一般过程。 再看“一匹马”的“匹”字，“匹”可以引申为匹配，既可以是马跟骑手相匹配，也可以是马跟马车相匹配，假如是两匹马拉的车，还可以是马跟马相匹配，甚至还可以是马跟马鞍相匹配。无论是哪种匹配，背后反映的都是人对马的驯化和掌握。 而且“马”和“匹”这个量词慢慢发展到相互锁定的地步，你不会说“一头马”，“一条马”，甚至连“一只马”都不太会说，后来甚至衍生出“马匹”这个专有词汇。而“匹”除了是长度单位外，也似乎只能用在马身上。当然还得除了“一匹狼”这种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的奇怪说法。 同样“个”这个万能量词最初有竹片的意思，后来引申为“单独”，这一点跟另外一个万能量词“只”有异曲同工之妙。区别在于“只”倾向于体现这是一件会动的、有生命的事物，而“个”的适用范围似乎更加宽泛。 当我们用“个”这样的量词来说一件事物的时候，仿佛是把它像竹片一样攥在了手中。从具身语言学的角度看，“个”这个词的通用，本身就意味着我们有一种强烈的通过语言来掌控世界的欲望。 另外，众所周知古人在发明算盘之前还有一种用来计数的东西叫算筹，这个算筹就是一个一个小木棍或小竹片。设想汉朝大科学家张衡要做一道数学题，他就要先找一块空地，把小竹片排在地上，一组一组表示不同的数字，来回进行演算。《九章算术》里就记录了很多的日常生活中运用数学的案例，假如不会摆弄小竹片，你就不会做算术，不会做算术，就不会算账，不会算账就不能统筹兼顾各项事务，你就没办法当一个管理者。可见，会摆弄小竹片有多重要。通常小竹片会用到“个”这个量词，于是通过“个”的使用，就让你想起小竹片，想起算筹，从而觉得整个世界尽在掌握之中。 可见量词并非可有可无，对于描述客观世界而言，量词增加了很多额外的信息，这些信息就包括我们身体是怎么使用这些事物，或者是这些事物反映在我们的感官里会有怎样的特征。 再回来看蒯因对量词的解释，尤其是第二个解释，他说“车”有可能是连续、弥漫的，其实也说的通。因为我们不加量词的时候，这个“车”就是一个泛指的概念，并没有具体的形状，即便是“轻型战车”也只是一个比较具体的概念。是概念就肯定“不可数”，只有当前面加上数字和量词之后，“车”才终于被落实在世界里，成为一个能够被我们感知的事物。所以，看似离谱的解释换一种思路，就又变得无比深刻。 当然，假如把这些量词都去掉，也不至于影响基本意思，只是会少掉很多特别的意味。总之，量词反映了我们的语言记载了更多人类身体与世界的互动方式，从而使我们的语言更加感性和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