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恩，老王力气大无穷，双手举起纸灯笼 阅读原文 当然不是，用赫伯特 西蒙的有限理性模型解释公司管理层的决策，往往能更好地反映现实。 在有限理性模型之中，人们追求的不是绝对的最优结果，而是相对能令人满意、能达成基本目标的结果。 举个假想的例子： 某食品公司的管理层考核关键指标为公司的市值，如果管理层能将市值提升到 100 亿，则公司不需要裁员、高管能获得丰厚的股权激励、现有供应商和经销商的关系都能维持下去。 目前，管理层面前有两个选择： 1、增加现有产品线的营销力度，有 80% 的可能性恰好让市值达到 100 亿，有 20% 的可能性让市值达到 90 亿； 2、研发新的产品，有 50% 的可能性让公司市值达到 200 亿，但也有 50% 的可能性让公司市值达到 90 亿。 如果管理层是绝对理性的，且公司完全风险中性，选项 2 的预期收益更高，是更加理性的选择。 然而，管理层很难抵御实现「令人满意」结果的诱惑 -- 所有人都安全上岸，自己能拿到股权激励，上下游关系保持稳定，这不挺好的嘛，何必冒险追求绝对最优呢？ 这里的「令人满意」还有一层意思：如果已知存在一种可行的手段，那么人们不会再去尝试穷尽所有潜在的手段继续尝试。假如半年过去了，目前产品线的销售情况不错，有极大概率能完成 100 亿市值的目标，那么管理层很可能并不会再斥重金聘请咨询公司寻找新的业务方向，尽管这些方向中可能蕴含着更好的结果。 另外，在有限理性模型中，人们并非依据全部的信息作出决策的，也并不能完全洞悉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 回到食品公司的例子，如果这家公司的主营产品是方便面，管理层或许还会顺便关注一下自热米饭的市场数据，但恐怕并不会针对牛肉干做市场调研（众所周知，红烧牛肉面一年只需要一头牛）。即便这个市场有着巨大的商业机遇，有助于实现最优结果，但并不会被纳入决策范围之内。 同时，市场上也存在难以被解释的因果关系，即使能够解释，法律、社会道德也可能不允许公司采取对应手段。例如，疫情爆发初期，人们大量囤积方便面用于应对居家隔离，在两年前，人们很难预测到这样的因果关系。同时，即便人们后来了解到了这样的因果关系，法律和人性都不允许方便面企业故意传播病毒来实现业务目标。 综上，用有限理性的视角去解释公司管理层的行为，也许会和现实世界取得更好的拟合效果。 阅读原文
